他们在乡间默默老去,时间给不了答案

山鸣
202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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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鸣(前媒体人)全文36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和问题一起隐入了历史的尘埃中而已。


立冬刚过,北京赏秋时节进入了尾声。用不了多久,寒冷将覆盖整个北方大地。不过,大城市的暖气和喧嚣可以抵御自然的萧杀。

“老人难过冬”是一句农村俗语,有过北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这句话会更有感触。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冬天不仅更加寒冷,人气也更为冷清,这些都加速了老人的离世。
农村老人问题是块难啃的骨头。不止一次有公益伙伴和我说,农村老人问题可能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解决。我们彼此心知肚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房间里的大象”

我还记得多年前离开太行山东麓一座小山村时的一幕—— 一对干瘦的老夫妻,身穿齐整的蓝布衫,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地站在小院门口向我们挥手送别。


那对老夫妻当时已近八旬,唯一的儿子几十年前外出打工再没回来,生死未知。类似子女失联的情况,村中还有几户。在所剩无多的时日里,他们的人生会怎样仓促地隐入烟尘,不得而知。


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在外求学或讨生活的成员。几年前,我随公益机构在这个山村做为老服务项目。社工调研得知,这个山村户籍人口有500多人,常住人口仅200人左右,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老年人。


人口外流给乡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许多家庭只剩下老弱,农田无人打理,房屋鲜有修缮,村里事务也多带有“善后”性质。许多家庭的重心都在“外面”,即便注定永远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也是如此看待。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农村在这一进程中承受得更多。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过太多各种各样令人麻木的数据,这里捡紧要的数据再罗列一次。


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和《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


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很严峻,但同时,解决它仿佛又不是那么火烧眉毛。


在现代中国,大部分人依然跟农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都市,许多人来自农村,或父母来自农村,乡下依然有亲戚。也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深知农村长年累月的粗砺生活,并觉得“农村式”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很多人看待农村老人问题,并没有采用和看待城市老人问题一样的标准。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农村老人因为常年劳作,身体反而更加健康、硬朗。殊不知,许多农村老人在身体出现问题时,衰老和失能的速度远远超过城市老人,并将很快走向人生终点。或许正是这种仓促,增加了社会对农村生死的钝感,也只有具体话题才能刺激到公众,比如“二舅”就一度让这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走入主流视野。


这种麻木不只普通民众有,本应更敏感的公益组织或专业人士也是这样。与教育、扶贫、环保等领域相比,分配给农村老人的公益资源少之又少。在一次公益盛会上,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激情澎湃地呼吁:如果你要做公益,就选择做教育。虽然他的观点被现场反驳,但这代表了一种广泛认知。


人们普遍愿意投资未来,喜欢与创造、生产紧密相关的公益领域,而农村老人这个群体的标签更多是负担、消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农村老人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很大,却不怎么引人注意。

 

▌“交给时间解决”

 

中国农村是非常多样化的,而那个小山村非常接近我们对理想乡土社会的想象——村子错落有致、鸡犬相闻、村民淳朴,带头村长也极有责任感,村民主要生计是种植谷子、花椒、柿子、核桃。


不过,安详景象下隐藏着村落的清贫与孤独。


一条穿村而过的柏油路是山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沿路驱车到平原的市区得三个多小时。过去几十年,几代村民经由这条路走出大山,有的在外扎根,有的依然漂泊,还有的断了联系,像飞散的蒲公英。


与这里的老人交谈,可以看到时代洪流下的农村家庭是如何被冲散的,以及个体在这个洪流中的无力和渺小。家庭作为港湾和后盾的作用越来越勉强,留下的老人尽可能劳作,自力更生。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一日两餐,吃着玉米糊糊和烙饼,葱花炒鸡蛋已经是非常好的饭食。


愿意直面世界真实一面的人们,不会轻易质疑这样的生活是否存在。鉴于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即便大部分农村居民迎来新生活,仍会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与体面的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农村老人面临养老、医疗和精神方面的困境,但国内很少有人愿意自发做长期的农村老人项目,已有项目往往是政府出钱,社会组织开展定点帮扶。我们这个项目为保证资金效用最大化,达成的共识是不做送米面油这样低级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多个村子开展老年组织建设,鼓励老人们互助养老。


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投入的大量资金被所招募团队用在了各项行政支出上,有些资金更是成了烂账。更大的问题是,互助养老的设想逐渐退化为文化娱乐活动,鸡肋到我们不断自我怀疑这样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当山村里的那对老夫妻向我们挥手道别时,我感到很愧疚,因为不知道项目在这个山村能不能撑到第二年。实际上,项目在那个山村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整个项目前后维持了五年左右。在项目终止后,这些村落可能除了几个招牌外,看不到一点我们来过的痕迹。


在过去数十年间,乡村不断被抽空,乡村社会像一个少了梁柱的土坯房,修修补补勉强维持。缺人、缺资源,连社会组织也不愿介入。在地方,相关政策只是兜底性质,如很低的养老金,以及收养五保老人的敬老院。


过一天算一天,其他仿佛无解。于是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村老人问题或许只能“交给时间解决”。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是否解决了问题,以及解决了谁的问题。随着农村老人老去,这个公共问题的确就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问题从未解决,他们只是隐入历史的尘埃而已。
 

 

▌跳出局限找答案

 

许多学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来论证,改革开放以来,无数青壮年之所以敢于走出农村,投入经济社会建设之中,正是因为老家有父母看家、种田、帮带孙辈,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今后我们仍然有赖于这些老人的付出。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农村老人问题是符合经济社会效益的。


然而,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同于企业做投资决策,无论从敬老孝老、扶贫济困等朴素认知,还是从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当代理念出发,重视并且解决农村老人问题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老人无用论、负担论,甚至认为可以“弃老”的理念,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赤裸体现。


在中国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增进老人福祉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应当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把农村老人抛在一边,正如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扶贫事业。正视他们的需求、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是这个社会基本的良知要求。


农村老人需要什么?如何看待社会力量的作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农村养老这个问题?我所参与的这个项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


这个项目始于美好的初衷,却以失败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触及老人的核心需求。建组织、搞文化活动或者逢年过节送些米面油,这些对农村老人有多大意义,需要打个问号。


各地有不少社会组织拿政府的钱在农村做公益项目,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是一些难以量化的社交陪伴、精神疏导等服务。这些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农村居民对项目的好坏心知肚明,但他们为了短期的利益愿意去配合。而更多所谓农村养老模式,只活在论文和新闻报道中。


农村老人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应该是物质需求和医疗照护服务需求,这些显然不是社会力量能解决的,而这也是项目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今我们深刻领悟,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只靠社会组织、市场和农村社会自己,根本无法应对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家力量如今很重视农村养老,但一些撒胡椒面式的帮扶,远不如直接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医保报销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提供健康义诊等针对性措施有效。


而且,我们经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里,认为解决农村老人问题,就应当在养老方面发力。实际上,农村老人问题深刻嵌套在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应该跳出局限,把农村老人问题放入到更大的体系中对待。


在现实层面给农村家庭赋能,如支持子女教育、育儿、城市落户,支持青年人才回流、就地就近就业;倡导敬老孝老文化,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加强老人权益保护,强化家庭成员的义务和责任等;此外如推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等。这些措施未必与养老直接相关,但确实比直接做养老更有效、更可行。


需要补充的是,“让时间来解决老人问题”这种观点,也存在于对待城市老人问题上。这里强调农村老人,并不是因为城市老人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社会割裂,社会在面对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问题时的紧迫感、以及城乡老人所获得的关注度都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和区别对待值得我们警惕。不再做城乡老人的区分,需要更公平和正义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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