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社区里?

韩成
2022-11-02

阿甘(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全民社造实践平台发起人)

采访人:韩成

全文7200余字,读完约需14分钟


实际上很多问题是彼此不理解导致的。做社区营造的人有了这个理念以后,也会参与到更多的事务里面来,包括与居委会这样的组织合作。


浩浩汤汤的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乡土熟人社会体系逐渐瓦解,而城市社区中的人际链接功能较为薄弱,“原子化”孤岛,日渐成为当下社区的常态。


在此背景下,“社区营造”概念逐渐兴起,尝试利用多元的组织化方式,使社区居民彼此互联、互助自治,共享更为丰沛的社区生活。


日前,中国社区营造专家阿甘(吴楠)接受了南都观察的专访。作为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全民社造实践平台发起人,他在介绍社区营造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分享了自身的实践体会。



▌社区营造的发展态势


南都观察:您如何定义社区营造这个概念?


阿甘:社区营造这个词,是这些年才舶来的,但其实我们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时期起,就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认为它也是社区营造的工作方法,只是并没有打这个牌子。现在我们谈的国内社区营造,一般认为是从2008-2009年开始的,由清华大学的罗家德老师提出这个词,接着2013-2014年在全国,慢慢由隐学变成了一门显学。


我们的城市社会结构,在近四十年中,由原来单一主体国家供给住房、单位化集中居住、以(工作)单位制社区相互之间比较熟识的状态,逐渐转化为现在分散个人自行购买房屋居住、邻居彼此陌生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彼此之间的人际网络,远远达不到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程度。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发现大量的社区没有有效组织起来,自组织的力量极其薄弱,居委会依靠行政系统的命令行事,不能形成合力,导致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韧性不够。以上海疫情为例,在没有进行社区营造、组织化力量不强的社区,单纯由居委会或基层干部来做从防疫到居民生活保障、再到紧急情况应对的众多事情,就容易捉襟见肘;而组织化比较好的社区,就很容易共同应对危机,有一种社区的韧性。所以我认为,社区营造对于未来我们的社区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南都观察:对于社区营造,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阿甘:就大趋势而言,政策方针倾向于支持。比如2018年民政部就提出,要在每个城市社区培育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南京2013-2014年就已经在全域推进培育社区自治。多元治理是嵌在基层社会治理逻辑中的思路,国内“三社联动”(注: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五社联动”(注:在“三社”的基础上加入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背后,很大程度上必须靠社区营造做为依托。


社区营造到了中国以后,实际上与国外的组织形态相比,有一定变化。国外的模式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但到中国以后大都是自上而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是很难的。一些蓬勃发展的社区样貌,实际上并不仅靠居民的建设。


顺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是由当地政法委牵头去做的;2015-2016年的时候,上海嘉定区整个区域推进“社区共营”,当时台湾的团队、罗家德老师,还有我们都受邀去上过课;2013-2014年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包括曾厝垵的案例,都是政府倡导、居民响应,也有相关的资金支持。


南都观察:不同地区之间,社区营造的模式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阿甘: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发展差别很大。农村实际是熟人社会,天然有这种组织化的基础,而城市的组织化基础极弱。


“单位中国”转化为“社区中国”,这个过程实际是把我们原有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直接给撕裂掉,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整个社会都在重构的过程中,现在的重构还远远不够。而且现代人的组织方式和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甚至可以让你知道我们家吃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拿什么工资,是很亲密的关系;但现在,谁愿意把家里的隐私暴露出来呢?


在我国社区营造的发展地域差异很大。北京很多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主导,比如罗家德老师的大栅栏、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幸老师主理的史家胡同,还有侯晓蕾老师做的社区花园。


成都是社区营造的高地,它是在省会城市中第一个全域推进社区营造的。当时的民政局基层政权处负责人就提出,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支持和鼓励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开展社区营造,推动这种居民主体的集体行动。这个思路是先在2016-2018做了三年的试点,到了2018年以后,基本是全域推进。


上海一直是在散点发展。他们一些精品的社区特别好,刘悦来老师的社区花园、大鱼营造的新华路案例全国顶流,但在整体社区营造的氛围上,成都更胜一筹。某种意义上,上海社区营造不如成都的一个可能原因,反而是平常政府服务比较好,或者说政府承担了“太多”社区服务的功能,“挤占”了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空间。遇到紧急情况时,政府的社区工作量骤然成倍增量,就不一定应付得过来。


深圳民间活力特别好,社区营造的点特别多,各种类型都有代表的社区,共建花园、蛇口基金会都有不错的亮点。一些深圳第一代移民,四五十岁、财务自由,就愿意搞点对社会有益的事,而且也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参与。在其他的地方全靠政府买单,但深圳这个生态里还可以多方面自我运行。


二三线城市则常常是一些年轻的团队,比如福州的嵩口古镇,在民间推动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一定成效后得到政府肯定,共同协作能够持续做下去。这些团队主导者基本上是本地人,在外读书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文化,然后回乡去做社区营造事业。


南都观察:您刚才的案例里,嵩口古镇、曾厝垵,好像更多是旅游点?


阿甘:曾厝垵这个案例里,其实是政府要拆这个渔村,用了“商业一条街”的整治方法。但是专业人士介入后,提出改造不要大拆大建,而是做了一个共同缔造造中心,加入品牌策划、环境提升,还和商户做了一些共建,搭建了一个社区营造团队。这个一开始是个挺典型的社区营造案例,但是做了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抵抗不了商业的力量。业主愿意把他们的铺子租给营收更高的烤串店,而不是原来设想的民宿、咖啡馆、书店等相对“文艺”、有利于打造文化氛围的店,最后变成烤串一条街。这个事有点遗憾。


南都观察:好像大理、沙溪都是这样。


阿甘:社会的力量要去抵抗商业的力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社区营造的自身实践经验


南都观察:您在自己的社区进行社区营造时,居民最大的参与动力是什么?

▲ 翠竹园社区地图。 © 阿甘供图


阿甘:我们当时切入的时候没有那么宏大的愿景,就是从老百姓最喜欢的吃喝玩乐切入。最开始有个网球俱乐部,有100多人,一批中青年人积极参与,这是大家有意愿有兴趣的事。


接着就会发现,单一的俱乐部解决不了综合的问题,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别的社区问题。但在网球俱乐部讨论其他各种事,有人不高兴了。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不够用了,于是开始做互助会的平台。在互助会这个平台上,又激发了一系列这种社群。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讨论公共事务/垃圾分类志愿队的主题,基本上全是吃喝玩乐,但慢慢会延展到这个领域。


南都观察:怎么从兴趣社群转到讨论公共事务的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吃喝玩乐很乐意,一提到公共决策就不吱声了。


阿甘: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总会在日常的聊天中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和关注点,会在兴趣社群里浮现出来。我们通过兴趣小组,可以发现一些比较靠谱、愿意奉献的人,拉进来转化到公共事务里,比如业委会选举时鼓励他们参与选举。


像我们做的儿童项目,妈妈们开始只是带着孩子一起玩,后来觉得我们做的事有意思。现在翠竹园(注:阿甘实践的社区)互助会的理事长小麦,就是一个社区里的全职妈妈。

▲ 全职妈妈转化为专业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 © 阿甘供图


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转化,也是有一些契机的,营造社区的氛围,做各种活化的活动和组织,把他们拉进来,慢慢地转化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比如业委会选举、疫情防疫等。


我认为转化的关键是,社区组织本身是否有倡导的意愿。有些俱乐部不愿意让大家掺和到公共事务里去,怕得罪人。但是我们想选出一些人,把社区建设得好一点。


俱乐部本身不具这样的人才筛选功能,但在俱乐部的运营过程中是可以实现筛选的。比如我们想搞个足球或网球比赛,会发现有一帮人就自然站出来了。这位要去拉赞助,那位要去当裁判……这些人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很可能只有10-20%。其他大多数人就是来打个球的,所谓的“搭便车的人”。但这10%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愿意在球赛里做奉献,也就可能在社区里做公共事务的奉献。


南都观察:一旦讨论起公共事务,很多时候大家分歧挺大的。有没有分歧非常大的实例,比如要不要在社区放个广告牌?


阿甘:当然有了。比如到底设还是不设垃圾分类的亭子。我们平时打球的,彼此关系那么好,观点依旧会有分歧,一个说要建,一个说不要建——倒不是一定是怕建在我家门口,他们并不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是要不要建,会有观念的撕裂。


解决方案就是集体会议集体决策,大家投票表决,整个过程我们引入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投票中的少数服从多数,本质上当然不是天然正确的,会有少数被迫服从多数的问题。但一方面公共决策是需要有一个结果的,另一方面,任何公共事务的决策都需要先做充分讨论,尽最大的可能达成共识。如果能有共识,那没问题;但如果达不成共识,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投票。这个是公共决策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会觉得委屈,但网络密集化有个好处,在这里受了委屈,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补回来。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在这个圈子你的意见被否决了,另一个圈子可能得到赞成。圈子多一些,网络密集一些,多元化的声音都会出来,需求和意见都可以充分被表达、被讨论。


众声喧哗不要紧,怕的是社交网络不够密集的情况下,公共话语权被某几个人把持,那就很麻烦。各种声音都有,是个好现象。怼人也没关系,我还经常被怼呢。


会有人不理解你,觉得你故作高尚,也有可能就是看不惯,这都很正常。被人怼是个日常。


南都观察:那你怎么办?


阿甘:会有人跳出来帮你解释和说话。关键是要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怼人也好,被怼也好,只要有两种或更多的声音,那就没问题。


南都观察:其他社区里,也有自发在做社区营造的人,他们是否不太感兴趣跟居委会、街道去周旋?


阿甘:对。一些人的心态是“我在做公益,做好玩的事情,干嘛要和你们居委会一起搞,有时还得听你们的,委曲求全?”还有业委会的伙伴,觉得居委会和物业是对立面。


如果我是居委会的话,就会主动和这种组织建立沟通。“阿甘你们那边做得蛮好的,也可以去参与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社区再做一个提升。”实际上很多问题是彼此不理解导致的。做社区营造的人有了这个理念以后,也会参与到更多的事务里面来,包括与居委会这样的组织合作,当然,这需要一个培育和引导的过程。


对居委会来说,是把本来属于居民的权利还给居民,是主动请居民帮助你把工作做得更好。假如有这个意识,合作不是很难的。开始运作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混乱,但方法和路径清晰后就没什么问题了。就像我们社区的核酸检测,以前排队很长时间,现在可以精确设计到分钟,到时间就去,按楼栋通知。


有了规则以后,就不会产生混乱,混乱是因为相互之间没商量好、不够系统化导致的。


南都观察:在您的经历里,社区营造对老人和儿童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阿甘:大概2015-2016年,我们就教自己社区里那些叔叔阿姨们怎么用微信,之后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老年人微信群。微信对于老年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容易用。这些老年人社区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建了一些老年人互助小组,比如一起陪着看病。这些老人互相熟悉以后,就可以做一些心理危机支持,倾诉一下比如婆媳不和这样的事。这种互助养老的方式,可以促进老年人生活质量。


我们社区群现在每个楼栋都是全覆盖的,大家都在群里面,如果有了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到群里,物业管家、社区社会组织全都在里面,立刻有一个回应渠道。例如一些老人说核酸码不会扫之类的,帮他们去扫个码是很简单的事。


儿童友好这一部分,有儿童艺术节的规划、自行车赛,各种俱乐部等等,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一系列的内容。现在我们的儿童俱乐部有几十个,小朋友各种各样的需求,基本都可以通过组建俱乐部的方法获得满足。

▲ 翠竹园的儿童自行车赛。 © 阿甘供图


孩子对自己社区的归属感,和他们将来对整个社会的感觉,是有映射关系的。小时候是个小小建筑师,能改变自己社区的景观,长大了以后就可能是一个改造社会的人,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种儿童参与的氛围。


南都观察: 是有意识想要去培养他们自主决策的能力吗?


阿甘:对,我们现在的儿童太缺乏独立意识了,社区是个很好的切入口。让孩子在社区里独立玩耍,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然后尝试改变自己的社区。我们现在不是在全国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么,儿童对自身生活的参与权,是一个很基本的权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去倡导。


我们社区“微中心”的建设全过程,都有儿童参与。有儿童自己做的模型,儿童画的墙绘,我们的儿童会参与到图书屋规则的制定、书目的选取、书的上架,现在的花园,每天都是由孩子们来浇的。


南都观察: 您所在的社区有几十个俱乐部,运作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是不是来自社区居民?


阿甘:是的。赞助啊,教练啊,很多来自社区居民的人际资源,比如我们的网球俱乐部。很有趣的是,当时我们的一个网球教练,起初只是在这边教球,后来他觉得这个社区很好,就把自家房子卖掉,住到我们社区来教球,他的妻子还竞选了业委会委员,被选为秘书长。


在家门口利用社会服务创业的有很多案例,有些老师做绘画、篆刻,他也在社区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就是在家门口的升级。他们能够做下去并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社区的社交网络密集。其他地方一个网球老师一周只带三五个小孩,但在我们社区,在网球俱乐部里问一句“有没有人学球”,“哗”地一下好多人报名。现在社区里学球的有一两百个小孩,加上附近社区,大概有四五百个,现在俱乐部每年有三四百万元的营收,完全覆盖成本并盈利。


这相当于社区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他们可以在上面找工作营收养自己。实际上就是社区营造自组织提供了一个大的自由市场,我们也不收租,平台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交流、工作和服务的可能性,和一些转介的工作。你把我们这些业主的诉求一一实现,然后挣你该挣的钱。

▲ 翠竹园社群汇总图。 © 阿甘供图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帮人家建立俱乐部,到现在,所有的个人俱乐部都不需要我们管,他们自己去建、自己解决事情,这已经成为一个生态了。


这种建立是有路径的,只要有路径,大家就会学,看网球俱乐部怎么搞,我学着搞个篮球俱乐部。先去总群,问一下能不能建个俱乐部,接着去各个群里面引流到自己群,开始日常运营。但是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投诉很多,就可能被取消资格。



▌社区营造如何开枝散叶


南都观察: 您从2015年起就加入了鲲鹏计划,现在进度怎么样?


阿甘:我们定的目标叫做“10年1万家”,就是10年影响1万个社区去做社区营造。


当时我们认为全国的城市社区大概有六七万个,假如这六七万个里有一万个能够改变,整个中国的社区生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本来设想是自己去做,结果发现好多人都在做社区营造的事情,于是我们的目标2016年就改名为“10年协同3000个社会组织缔造1万个社区的幸福生活”。我们组建了全民社区,建造实践网络,大家共同推动社区营造的理念,抱团把社区营造的声音发出来,让大家共同去做这个事情。


2019年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用了大概四年,有一两万人听过我们的培训以及推广(线下面对面)。初步目标实现了,但只是让人家听到了我们的故事,要转化为行动,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也在推动全国的社区营造行动网络。


在推广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实际上是“人”的坚定性。


一般自下而上做这种事情,都是由某一个主理人来推动的,那么ta做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我就遇到人家质问:“你是不是要拿我们的公共资源给你自己赚钱。”一些本来是献爱心、甚至自己掏钱去付人力的主理人,被这样一讲,“我不干了就是了。”


当资方的要求跟自己想做的不太一样时,需要有妥协。做公益社会工作的,有些会比较执拗,觉得只要和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就不做,但是我不做,经济上又活不下去,这实际上是个困难。


南都观察: 您这个社区营造的一个主题是“寻找在地的阿甘”,也就是主理人,有个标准是“四有青年:有钱、有闲、有心、有力。”依您的经验看,这样的阿甘会很难出现吗?


阿甘:我认为类似于我这种人的不会太多(笑),要有专业性,同时有愿景。但是我们会发现,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拼成一个“阿甘”,这种情况更有可能。


一个社区里,寻找一个“阿甘”的难度比较大,但是一个社区里用这种社区营造的方法,去找到若干个“阿甘”一起做,只要有心,都能做到。如果居委会懂得了这种工具和方法,充分发动志愿者体系做事,是非常好的。


南都观察: 现在好像只有翠竹园有互助会-居委会-业委会-物业这样的成熟四方协商平台,您觉得其他地方推进四方协商的难点在哪?

▲ 翠竹园四方平台示意图。 © 阿甘供图


阿甘:社会组织不是内生的话,会导致在权利属性上出现问题。我家所在的社区有人乱扔垃圾,我可以直接打个电话找物业,因为我是业主。


如果我是外来的社会组织,去问责物业,物业理都不理你。这个权利属性,决定了你在里面的话语权到底有多少。这种内生的社会组织比较难以具有有专业性、独立性,所以要想形成翠竹园这种四方平台的机制还是比较难的。


一般情况下“三驾马车”比较多,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商,但这种情况有个弊端,可能会形成合谋。假如每个社区里都有类似我们这种内生的人去做,会更容易达到效果。


南都观察: 这样的模式在一些老旧社区、小型社区,能够复制吗?


阿甘: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比如翠竹园附近的雨花社区,很零散,有老旧小区、分配房,还有别墅区。以前的居民连居委会的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很弱。所以我们进去以后,也用类似的方法进行了推动。


实际上社区营造很简单的,就是组织化,通过兴趣爱好组织化,接着转化成志愿者队伍,然后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个路径下,一般我们做两三年,做到一个社区里面有组织,各种人都会参与到公共事务里,共同协商。有时要针对情况调整,但是背后的逻辑基本都是一致的,比如雨花社区就没有建立网球俱乐部,但是可以组织唱歌跳舞队……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复制的。


有一次我去天津,课讲完了,有一个人跑上来,他说:“我买了你们互助会的互助参与营造手册,觉得自己的社区和你们模式挺像的。我们是一个拆迁安置房的片区,但我们自己做完了以后,效果也蛮好的。”他们那年也得了百佳案例。我们这个模式,没有特别受地域或者社区种类限制,而是倡导这种组织化等一整条路径,只要有心、用心,都能做得很好。


采访后记:

访谈中,通过阿甘对自身实践的分享,以及对成都全域推进、深圳多点开花、不少二三线城市青年正在回乡建设的介绍,我们看到社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彼此的沟通与互助、人与人的连接、各种需求被更多地尊重与满足。它就像一个可以共同建造的“家园”,而非仅供栖身的“落脚之地”。


当然,社区营造工作者们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期待在“全民社造”的路上,能涌现更多奔跑的“阿甘”,把这条路越跑越宽,让大家共享美好的社区境貌与公民生活。


(全文完)


题图为儿童自行车赛中,阿甘陪最后一个孩子跑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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