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

曾于里
2022-10-28

曾于里

全文56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平日没人经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示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著名女性导演黄蜀芹

 

虽然《脱口秀大会5》创下了该节目五季以来的最差口碑,但几个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依然备受好评。事实上,“女性的发现”一直是《脱口秀大会》的最大成就之一。


广义上的脱口秀,即Talk Show,指涉那些以谈话为主的节目或表演;狭义上的脱口秀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它又叫“立式喜剧”,即stand-up comedy。“一个人,一个麦”,一个人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或点评各种社会事件、社会现象。文本往往有结构、有故事、有讽刺、有包袱。在笑声的掩护下,脱口秀具备着独特功能——让弱者对强者的“冒犯”得以可能,让挑战权威、揭露丑陋得以可能。哈哈大笑中,脱口秀成为弱者讽刺与批判的安身之地,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藏在剑鞘。


从《脱口秀大会3》到《脱口秀大会5》(前两季女性表演者依然属于少数),女性脱口秀表演者更广泛地“浮出历史地表”,从最早的思文,到后来的赵晓卉、杨笠、李雪琴,再到如今的鸟鸟……女性表演者、女性声音、女性立场、女性价值逐渐成为节目鲜明的特征。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脱口秀大会》成为鲜活的观察样本。

 

▌谁在说

 

如今,在《脱口秀大会》看到女性选手,是习以为常的事。以《脱口秀大会5》的首发阵容为例,54组选手中女性选手的人数是16.5组(颜怡颜悦为一组,有一组漫才组合由一男一女组成,算0.5组),比例为30.5%,每10组选手中有3组女性。然而《脱口秀大会1》时,14位脱口秀演员中仅有思文一位女性。


有人或许会问:由谁来说,这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因为语言就是一种权力。语言与权力分享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掌握它们的人,都具备了定义他人、支配他人的能力。


在过往的男权社会里,语言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这并不是说,女性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说她们几乎没有面向公共空间言说的权力,她们的言说亦很难影响社会生活。女性被迫患上“失语症”,她们的经历、体验、感受与诉求都被遮蔽了,只能以“他者”的形象存在于男性的描述中。直到后来女性主义思潮崛起,女性写作、女性影视剧不断涌现,女性才逐渐改变被言说、被定义、被塑造的命运。


脱口秀领域,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从几乎只有男的在说、女性只能在男性的言说中被定义,慢慢变成了有女孩在说、有更多的女孩在说。


回想《脱口秀大会1》,女性声音势单力薄。虽然节目不时请来女嘉宾,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成了男性表演者的戏谑对象。


譬如节目第一季有一个主题——“这个标签我不背”,嘉宾里有柳岩和倪萍。几乎所有男性表演者在文本中谈到柳岩时,格调都很低,一直拿柳岩的身材说事,给出带颜色的暗示。


一个男性表演者说:“柳岩就特别了不起,不管人家整多少次容,你都能认出她,柳岩被称为中国娱乐圈唯一一个看剪影就知道是谁的女人”;另一男性表演者说:“一提起倪萍阿姨,都说那可是一个亿啊;一说起柳岩姐,那可是两个亿啊(注:两个E,代表女性的罩杯)”;还有男性表演者说:“你不看我们柳岩姐,她就没这种烦恼,因为别人瞅她的时候,她永远都知道,别人瞅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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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镜头切到柳岩,她都是满满的尴尬和不知所措。虽然有人说,脱口秀是冒犯啊。但那应该是弱者对强者的冒犯,而不是反过来,一群男性在段子里“凝视”一个女性,进行言语的“霸凌”。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脱口秀被视为一个“男性”行业,所以女演员常常在表演中遭到男性表演者或男性观众的语言挑衅。比如一些男性同行在表演中拿女演员开涮,比如讲一些黄色段子。


所以,脱口秀“谁在说”,很重要。女性表演者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语言真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杨笠)。当脱口秀舞台上主要都是男性的声音时,它很容易就是男性中心、男性视角、男性规则。当越来越多女性参与言说,让女性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能对抗失语。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节目中女性选手的增加,像第一季那样客体化、物化女性的视角变少了。这不仅仅是审核愈发严苛的原因,更在于更多女性在说、在回击偏见,男性表演者学会“收敛”、学会尊重。
 


▌说什么
 

女性在说,她们说些什么?


应该承认,虽然男女平等的进程在不断推进,但男权社会的许多阴影并未完全散去,针对女性的一些压抑机制仍然存在。所以,女性遭遇的身材焦虑、婚恋焦虑、母职焦虑、职场焦虑等都尤为强烈。


这也成为女性脱口秀演员的共同话题。通过充满讥诮、趣味、想象力的语言技巧,女性的脱口秀表演冲击我们的定式思维,让我们以“陌生化”的视角看待女性遭遇的老问题,在发笑的同时共情女性的遭遇,并触发改变的可能。


所以她们要说,要一直说。


她们说身材焦虑。身材的焦虑来自于外界的长期凝视。凝视也是一种能够支配他人的权力,让女性活在他人目光里,通过“镜中我”审视自己、要求自己。从“三寸金莲”到“白幼瘦”,女性的容貌不断迎合他们的审美标尺;很多女性不知不觉间也通过男性凝视,做出自我认同与主体构建。


女性表演者嘲笑这种凝视的生硬与刻板。杨笠就很不了解为什么超级英雄里,黑寡妇的超能力是“她的衰老能力比别人慢很多。”她尖锐吐槽道:“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没有啦,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他们除了延缓了她的衰老以外,他们还顺便给她做了绝育手术。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你改造她真的是为了让她战斗吗?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对女性身材凝视,对女性永远年轻漂亮、永远有曼妙身材、不能老、不能丑的陈腐想象,经由黑寡妇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让我们重新“发现”并深深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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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说婚恋焦虑和母职焦虑。女性“到了”年纪还未出嫁,就会被无孔不入地催婚。《脱口秀大会》中,那些还未进入婚姻的女性表演者,从她们的视角描述了逼婚的荒诞与令人反感,妙趣横生。比如颜怡颜悦在表演中说:“我妈最近还开始催婚了。听她催婚的感觉就像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腹泻,就是我以为她终于要结束了,我一站起来她又来了”,“我们身边总有些人特别烦人,自己结婚了就开始催别人结婚。搞得我觉得婚姻这组织特别神秘,你进去了就得发展下线”。


当女性真正进入婚姻,她们又面临新的压力——成为“贤妻”和“良母”,做好“贤内助”。作为有过婚姻经历的表演者,思文对婚姻生活的观察就更为细腻。她精准吐槽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已婚妇女的要求特别高,就是要求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在外面要工作,回到家里还要操持家务。结果你忙里忙外,别人见到你都要竖起大拇指:哇,你老公真是家里的顶梁柱呢!确实是顶梁柱,就杵在那里啥也不干,我要这铁柱有何用?”


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钟”,让成年女性活得像闯关。一关过了还有一关,单身的被催结婚,结婚了被催生育。思文吐槽道:“所有人见到你都会问,‘下蛋了吗?’就是女人结婚之后,工作不重要了,没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也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所有人见到你只会问你,‘蛋都不下,你飞什么飞?’”


生育了就解脱了吗?并不,育儿的责任也主要落在身为妈妈的女性身上,丧偶式育儿见怪不怪。鸟鸟认为应该给妈妈一个晋升机制:“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那么我的妈妈,可以跳槽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可以得到晋升,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晋升机制中,什么都不用做的爸爸反而处于顶端,拥有真正“自由”,而妈妈却不得不在育儿大战中“卷生卷死”……


不少人傲慢地认为,男性的事业能力比女性卓越,他们就应该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晋升更容易、大面积占据领导岗位。杨笠对女性职场焦虑的剖析,视角依然独特,她惟妙惟肖地写出社会的一种普遍偏见:女性在职场中的晋升,不靠能力,靠“色相”。她说:“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写,然后我就直接不写,等有空的时候去敲李诞的门,说,嗯,我写不出来,喜剧,太难了。李诞要不开门,我就去敲程璐的;程璐要不开,我就去敲建国的。我一路敲到底,敲进总决赛——脱口秀敲门人。”


总之,女性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类似的表达“无感”。可屡禁不绝的歧视现象,又一再昭示着女性言说的重要性。只不过我们的确需更新表达方式,让每一次言说都有新视角。别致的观察视点、反讽的手法、幽默的效果,让脱口秀成为一个有效的媒介。
 

 

▌怎么说

 

女性脱口秀表演者常常遭遇这样的贬低:她们不过是利用了女性身份的优势,又在说女性话题,又在贩卖女性焦虑云云。


真是如此吗?并不。这么几季下来冠军都是男性,女性选手的淘汰率一直远高于男性。何况,杨笠、颜怡颜悦、李雪琴、鸟鸟等女性脱口秀表演者各有特色,在技巧上并不逊色于男性。


比如杨笠文本中的“温柔一刀”。恰恰因为一开始是温柔的,那猝不及防的一刀才如此致命,令那么多人破防。杨笠很多文本中“我”最初的思考逻辑,往往遵循并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她不是一上来就鼓吹自己不婚不育保平安,她一直说自己想谈恋爱——“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我就喜欢谈恋爱”。在这个逻辑里,谈恋爱比说脱口秀重要、比事业重要,这不正是很多人对女人的期待吗?她也不反对男性,说自己很喜欢男的,“我会想说,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竟然还要选?”


表面上,“温柔”地顺从男权社会的逻辑,继而通过“一刀”揭示这个逻辑的破绽,消解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男性权威。所以“男人很美好”的下一句,她接的是“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为什么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在“普信男”的冒犯招致一系列滑稽的抵制后,杨笠在表演中回应了这个事件,她说:“这一年我学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地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的话,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男的,如果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会变得多么丧心病狂,多么歇斯底里、无理取闹、莫名其妙。简单来说,就和女的一样。”这仍然是“温柔一刀”的技巧,把男性贬得再低,也会给予“温柔”的慰藉:最不可理喻的男性,只不过是跟女的一样。以虚晃一枪的“自我轻视”来规避敌意,实际上出手的是尖锐“一刀”,进一步戳破某些男性的脆弱敏感、自卑渺小、外强中干。“温柔一刀”本质上也是高超的喜剧技巧,在落差中制造笑点,也得以窥见荒谬。


节目中的女性表演者,并不囿于女性话题,比如鸟鸟。更多时候,鸟鸟是用脱口秀来讲述个人的经历与体验,比如她的社恐、容貌焦虑与自卑、笨手笨脚的烦恼,等等。这是时下年轻人很容易产生共鸣的点。


鸟鸟的特色在于,她的脱口秀有很强烈的文学性色彩。鸟鸟是高材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工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她的文本具备鲜明的知识分子趣味,信手拈来一些需要知识背景的梗。比如谈到容貌焦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西部出土了两具3800年前的人类遗体。人们把他们命名为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她自嘲不会做饭,做的鸡蛋饼“外焦里生,外含致癌物质,内含沙门氏菌”;她调侃人们对健身房的狂热:“我觉得健身房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定滑轮,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然后放回原处,连西西弗斯看了都会说:这做的是无用功吧这个”……观众需要了解一定的物理、生物、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才能get到鸟鸟埋下的每个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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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知识储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帮助鸟鸟找到看问题的刁钻角度。譬如她首次出场谈自己的社恐,切入点颇为别致:武松打虎。她说即便自己被老虎咬了,都很难立刻喊人求救——没人来救,她只是可能会死,一旦有人来救,她还要和别人打招呼。如果武松从她面前路过,她都会纠结:我应该叫他武老师,还是松哥?叫武老师就太疏远了,叫松哥又好像太过于亲切。她说,武松此时也在想:她身边有老虎,但没叫我。我贸然过去,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她的能力。老虎可能也会想: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整个段子采用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有丰富的喜剧层次,角度别出心裁。


著名的“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的段子背后还有一句:“这事儿其实是我编的,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编都编得相当有创意。而面对“躺和卷,你怎么选”的主题,选手在论述怎么选,鸟鸟则以电车难题立论“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躺和卷怎么选。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假象,好像我们有的选。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是吧。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问如果是你,火车该往哪开。但真到了社会上我才知道,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既准确击中了当下年轻人“永远年轻,永远左右为难”的心态,也一针见血道出问题的深层次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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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对于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期待,并不只是“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说好脱口秀”,更在于身为女性的她们,是否可以给脱口秀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一直以为我们习惯于倾听男人是怎么说的,我们也习惯于通过男性的眼光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以至于我们甚少去倾听一个女人对于世界的看法。


套用著名女性导演黄蜀芹的说法,“如果把南窗比作千年社会价值取向的男性视角的话,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与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角度。有它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及力度、韧性”,“平日没人经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示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


如果说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那么就是如此了——她们推开了“东窗”,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眼中世界的模样。

 

题图来自《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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