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过的苦孩子:56名二本院校贫困生的故事

王睿
2022-09-30

图片

王睿,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9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从2017年开始,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艾苓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最终以自述体写下56个贫困生的故事,集结出版成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他们毕业于从2000到2020的21年间。这是新世纪开始、高校扩招之后的21年,也是中国加入WTO,加速发展和竞争的21年。艾苓在后记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绥化学院在哪儿?”

 

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迟疑之后,我胡乱答道:“因为高考分数不高,上不了别的学校。”

——33. 心里有根

 

这是一些地方二本院校学生熟悉的情境。

 

这名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事后对于没有维护母校感到恼火和惭愧:“你可以说我这个人不行,但你不能说我的母校是个不正经的学校。”他后悔没有当场反驳,然后摔门而走。
 

目前,全国有3021所高等学府,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238所,985和211只有100多所,全部一本招生的学校大约200所。部分学校一本、二本混招,2022年,有一本招生的学校大约605所,绥化学院不在其中。

 

这所大学的前身是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国家为了培养基础教育师资,上世纪曾经大力建设各级师范学校,很多小城市都有个本地的师范学院或专科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在2000年之后的高校调整中,绥化学院和很多师专一样,升级为本科院校。至今,这里仍有很多毕业生进入教育行业。全国招生后,外省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

 

文学院教授、作家艾苓在绥化学院教了17年写作课,接触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至少有1/3是贫困生。

 

绥化是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之一,边疆省份的农业地区,发展缓慢。绥化的火车站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艾苓有时想象:“我的学生到绥化学院报到,下火车的一瞬间会有何感想?”

 

“新世纪已经22年了,火车站没有变化,基本都是绿皮火车,上车要迈很高的台阶,有两个站台之间还要走天桥。”在艾苓的描述中,由于车站地面没有及时修补,拉着行李箱出站台,深一脚,浅一脚。“有的新生出站后,一看,这什么地方?他不去学校的接站大巴,直接打车在市内转一圈,然后买票回家,复读去了。”
 

艾苓想,这很正常,有文化、有见识的家长,可能不会让孩子报考这样偏远的学校,而选择留下的学生,贫困比例高。“有些人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到了一看不错,比我们高中大多了。你看,来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想见。”

 

艾苓做过班主任,组织过贫困生助学金评定,这些学生不得不在班级评选中当众讲述自己的困难。除此之外,在关于脱贫和资助的故事中,他们本人大都沉默。艾苓想追踪这些贫困生的成长,听他们自己发出声音。

 

从2017年开始,艾苓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最终以自述体写下56个贫困生的故事,集结出版成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他们毕业于从2000到2020的21年间。这是新世纪开始、高校扩招之后的21年,也是中国加入WTO,加速发展和竞争的21年。艾苓在后记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内卷始于2000年。
 

他们的经历,是每个人“泥泞中的摸爬”,也连接着时代的不同侧面。


 

▌没钱一天吃一顿,有钱一天吃两顿

 

我把每顿饭的伙食标准控制在2元钱……我改吃四个包子,喝很多开水,食堂开水免费。即便这样控制,每个月伙食费也要180元。

——7. 请别叫“老板”,我不是商人

 

实在没钱,一天吃一顿饭。有钱的时候,一天吃两顿。

——21. 一次次从零开始

 

生于1967年的艾苓,在写这本书之前没想过80后、90后的生活里还会有饥饿。很多学生曾为吃饱饭挣扎。他们靠兼职收入、奖助学金、家人贷款、老师借钱等渡过大学生活。有人说:我们班就两个同学家庭条件稍好,剩下的都困难,课余时间都做兼职。几乎每个人都讲到站街举牌做家教的经历,一小时10块钱。有人通过在食堂帮忙免费吃饭,有人打扫教室赚钱,有人在学校收废品。
 

她曾经以为贫困生的关键词就是贫困、疼痛。走进之后,与每个人的生命共振,发现丰富的色彩,没有什么标签可归类。“原来总觉得我是老师,是教育者,但是采访他们的过程里,我才是被教育的人。他们身上那种生命的韧性,不屈不挠的劲头,刷新了我的认知。”

 

他们抵触外在的同情,比如捐款资助方大张旗鼓拍照和宣传。一些受访者愿意跟艾苓私下交流,但是希望模糊书中个人信息,不愿展示伤痛的过往。艾苓觉得,贫困生群体太需要平等尊重了。

 

过去多年里,绥化学院的助学金评选机制经历了不同的方式。先是老师向班干部了解情况后直接上报确定,这样不公开,大家不认可。后来班内公开评选,申请人需要当众介绍自己的情况,大家票选出一二三等奖,讲述人感觉很受伤。2017年,教育部叫停了公开评选,统一为填写表格,没有隐私细节,大家根据表格投票。但仍有人坚决不申请助学金。

 

艾苓在第一版书稿中采访了大量利益相关方,试图讨论怎样评选更公平合理。但由于现实机制变化,她最终选择删除这部分内容,不做任何分析,只是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两代人:必须赚钱养家VS只想周末双休

 

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1.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

 

全书按照毕业年份,分成前后两个10年,仿佛两个时代。前10年的毕业生带着上个世纪的长辈气质,满心赚钱养家,挣扎奋斗,普遍使用“我不断努力,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叙事。而后10年的年轻受访者更多元,出现了深陷网贷、逃离北上广、心理创伤、奔赴新一线城市、自由职业这样的主题。

 

从70、80后一代身上,艾苓看到了谨慎和务实。“为什么谨慎?因为穷啊。因为他的格局、他的视野、他的信息量,决定了他的取舍。他们身边的人都是务实的,他们‘家庭卡里的余额不足’,也让他们必须务实。”而90后的贫困生,在务实中体现着灵活,更丰富。他们总会想办法买一部手机上网,获得信息更多,选择也更多。

 

21年里,可以看到这些家庭的兄弟姐妹从多到少,对读书的支持度越来越高,受访者更关注个人生活和心理体验。

 

2006年,一名父母双亡的男生考上绥化学院,亲戚们欢庆出了个大学生,可告慰先人。到了2019年,一名95后毕业生说:“我的工资一直低,只够自己用,没帮过家里……上大学的时候,我整天想,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当职业白领,月入过万,就像励志故事中的主角那样。真到工作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的平凡……时间久了,最大的愿望是周末双休,不加班,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时代和个人的交互,并没有因贫困而不同。
 

“在90后的故事里,更多会看到社会介入,扶贫政策的影响。他们在老家就拿到贷款,或者小学就拿到助学金。”艾苓认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印证了社会变化。

 

但艾苓还是看到跨越21年的共性:大多数贫困生都会经历心理上的自卑阶段,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会限制他们的认知和视野。“现在经常讲格局,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格局从哪来?”凡是学生征求艾苓的意见,应该去哪儿实习,她都会说,毫无疑问,一定要走出绥化,去更大的地方看一看。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弟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公务员,他比我优秀。

——12. 考试经常是唯一的路
 

我已经强大了,编制对我不再有任何吸引力,我当然选择继续做自己的事。

——5. 惊心动魄是我生活的常态

 

不是所有人都想去“更大的地方”。在工业衰落的东北,考编是深入人心的第一选项,俗称“考碗”,考个公家铁饭碗。

 

一个生活在南京的毕业生说,当年考编失败后跑到南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老家的同学认为考编就等于成功了。她分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出东北,看一看别人的生活。艾苓同意她的分析。只有极个别考编失利的人开始创业,还有一部分失利后出去,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艾苓有个学生,跟大学同学准备结婚,遭到岳父反对,因为“研究生毕业的女儿怎么能找个没工作的人”。他特意考了一次当地公务员,笔试、面试第一,然后放弃,只是想告诉岳父,我有本事考,但我不想去。“在黑龙江,这就是大家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艾苓的儿子在北京,回老家时经常被人说:你在北京待着有什么意思?回来考一个编制多好啊!母子相视而笑。艾苓说,这就是留下来和走出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但年轻人在分化,尤其是95后。有的学生对她说,编制就不要提了,我们现在的最终目标是成为自由职业者。“哎哟,太让我惊喜了,宇宙的尽头不是编制,是自由职业者。我看到了一代一代人的不同,是吧?”

 

不过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原来不喜欢编制的人,也觉得这是最安全、最不容易受经济影响的。2022年,艾苓做了一次整体回访。2017年初稿时的北漂,有的已经离开,去了更适合自己的武汉或者杭州,找到生活幸福感。一些教育行业的人受到“双减”政策影响,在调整自己的定位。时代背景在每个人的故事里打下烙印。


 

▌拼尽全力,终于过上普通的生活

 

大学毕业五年后,我终于告别了缺钱的日子,赚的钱不用偿还任何借贷,可以有计划地支出。

——26. 一切都是我争取的

 

深入贫困生群体,艾苓感觉到,成功的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世俗意义上的房子、收入、孩子在哪读书,这种标准不适合他们。“这些从绥化学院走出来的贫困生,自食其力,对社会有贡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是成功了。有的改变了家庭的命运,那就更了不起。”

 

“有的学生说,老师我觉得我不成功,不太好意思见你。我就问他,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啊?他说我的同学都定什么级别了。我说,不要用这样的标准来为难自己,没有一把尺子适合衡量所有的人。你比过去好了吗?是吧,我觉得你很成功。”艾苓聊到教育的本质,她希望学生是努力的普通人,但内心可以保持开放,不放弃成长。艾苓年纪最大的学生是自己的妈妈姜淑梅,她60岁时学认字,75岁开始写作,已经出版多部非虚构作品,记录家族和时代故事。

 

写完贫困学生的故事,艾苓觉得终于做完一件重要的事,值了。

 

即使社会经济发展已经降速,阶层流动已经变得困难,艾苓认为,教育仍然可以改变贫困生的命运,至少获得跟命运搏击一下的筹码,增加了可能性。否则,他们也许连可能性都没有。



关键词: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