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志愿者:关卡重重,援助为什么这么难?

周山川
2020-02-18
初次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我唯一的缓解方式是不去想——不去想上百家医院物资空缺的背后,藏着多少苦痛。

忍耐是我最初几天最频繁而漫长的情绪。我们要接触太多负面消息,每天早上睁眼,想到又有不停弹出的新进度条,想到我们拖着那进度条爬呀爬呀,还有三四成的机率会夭折,我一点也不想打开手机,只觉得日子好转遥遥无期。我已知道有多难了,可为什么这么难呢?仿佛逆风行走。


我在武汉出生、成长,1月20日,我回到四川的老家过年,在四川滞留到现在。除夕那天,我偶然加入“武汉人民互助群”,群里“不谈疫情,只帮助有需要的人”,消息大致分为三类:个人求助、互助消息;已核实的医疗物资供应端和需求端消息;以及建议整合信息的安排。大年初二,看见群里有人在召集志愿者,我试着添加对方为好友,很快通过。没有任何门槛,进来就开始干活。

第一个工作较简单——搜集所有能看见的求援和捐助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微博、朋友圈等平台,我们将其按格式编入文档,再由另一批人审核信息的真假,再逐一电话联络、确认之后,建立起真实的信息库。这项工作单调、冗杂、遥遥无期。最初,每看到有新的信息,我都有种“富足”的感觉——它们被我收录在册,进入下一个流程,或快或慢,终会被解决。

志愿者小组的发起者大华说,除夕晚上,她看见朋友圈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帮忙转发信息,但觉得这些分散的信息很难起到作用,便想将它们整合在一起,让捐助的信息能帮到具体的求助的人。我们近十人在石墨文档上同步更新信息,几小时里能整理出上百条。

物资太匮乏了。一些信息里往往包含好几家医院的求助,除医院外,殡仪馆、环卫等同样身处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在向外界求援。每个单位的需求数以千计,但往往有钱也买不到物资。一些市民东拼西凑,凑够几十个口罩就赶紧支援给一线。那时的武汉人就像一只只蚂蚁,带着一点点货物,努力穿梭在这座空荡的城市里。我看着群消息更迭,只能打字再快一点,录入的消息再多一点。但又觉得无论收集多少求助信息,都难以再提供什么帮助了,物资太匮乏了。

我面对的第一个转折是取舍。甄录信息的有限人手却要处理层出不穷的消息,为了效率,我们决定不再录入个人的求援信息。一来,更紧急的是湖北各医院的物资空缺;其次,比起医院的求援,个人信息的核实过程更费时费力;最重要的是,大多个人的求援我们无能为力。在不断上升的确诊、疑似病例面前,爱心车队的数量有限,大多也是帮忙运输医疗物资,直接运输病人的话,有被传染的风险。

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分散在各地,多数还未自立,其实取舍已然分明。于我而言,个人求助里声声泣血的绝望不忍卒读,我当然更能面对医院给出的简要表格。初次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我唯一的缓解方式是不去想——不去想上百家医院物资空缺的背后,藏着多少苦痛。

后来我们慢慢摸出了方向,按官方提供的名单一一联系湖北各医院,建立“医疗物资筹集终端群”。现实是,已经有太多团体联系医院医生——和我联系上的医生总是很感激,有医生在两天加了几百个微信好友,但能对接到的物资却寥寥无几。湖北省肿瘤医院的一位医生问我,“你们真能找到物资吗?我这两天实在加了太多人。”

在每一声电话的等待音里,我都会想,这背后往往是软绵绵的、无力的挣扎。一腔热血明了,我们可能做着无用功,甚至可以说是打扰。可我要停止吗?我们不能。于是怀着歉疚,继续联络下一个——那些一天要接很多很多电话、本就在前线奋战的医生老师们。

那天深夜,联系完清单中的医院,我终于有时间静下来。武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空旷、寂静,人们困在家里。我无数次拿起手机,求助的信息随时都在更新,于是那些声音像是也传入了我的耳朵里,他们哭泣的模样也在我眼前了,武汉又这样前所未见地喧嚣起来。

很快,多少有些物资进来了。最开始推广的时候,我们组织有自己的公众号推文,成员将需求信息发在朋友圈后,会有朋友主动将物资信息联系过来。理想中的流程,是我们向捐助者问明物资、型号、数量、收货方式、自取时间及物资地点,再转告医院,对接成功。这个过程里志愿者绝大程度上是个传话筒,但如果直接由双方自己商议,那么每当有物资信息,医院都要自己联络,医生就要加更多人,会花费更多时间。志愿者当传话筒,本意上是用我们的时间精力换取医生的。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物资紧缺,从采购端下单到需求端收货,每个步骤都靠抢,凡事一急,就脱离了程序。

我第一次联系到的捐助者是几个大学生组成的爱心团队,他们自己凑钱,在湖北通城买到一批防护服,问我有没有医院可以自取。当时除了武汉外,湖北其他县市的医院在接收捐赠物资时还不需要出具接收单。在“医联群”里,天门市有家医院说可以去拿,给完地址后,捐赠方说大概次日能到。但是医生又查了路线,发现接收物资的车出不了城,问我们能不能想办法。那时武汉市内的爱心车队不少,但他们也出不了城,地级市又没建起车队,联系不到运输途径。医生又向上反映情况,申请能批准他们的车子出去,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一个出不去,一个进不来,只能放弃。

仍是这个捐助者再次联系我,说找到了口罩的货源,急着下单,催我要医院的地址。我转头联系医院,医院欢天喜地地给了,那边很快回复“好的”,这一过程快得不可思议。但半小时后,捐助者再次找我,说这批外科口罩很薄质量太差,他们也没办法,又赶紧说,一次性手套总没标准了吧,我们去定手套。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厂商说什么都只发到付,我只能再次安抚医生,恳请对方放心,我一定会把邮费转给他们的,不会让他们为难。经历重重变卦医生们也无怨言,只说,“好的,没关系,有的用就行,多的我也没有了,谢谢你们。

发往天门市的物资卡了挺久,因为那边封路不好提货。但所幸,历经十天,还是送到了医生手里。

对比起过年时,最近医疗物资情况依旧没多大好转。物流方面,爱心车队不复存在——政策下来,各社区严格限制出行人员,而且有部分爱心车主在疫情爆发前期、各方调控还不到位的时候冲上前线,因为防护不到位不幸感染;有朋友寄出去的口罩被截住了,客服也很干脆,直说被截胡了,随后退钱了事;也有快递堵在路上,问原因就是不想来,不敢来,不能来,这其中又分地区,浙江发货的就可以进来,令人困惑。所以,很多医院这么多天来依旧物资紧缺——这些在路上的物资,使前面所有挺过来的进度条停在了最后一个环节。

最难的环节是物资货源方面。其中,最紧缺的仍是防护服和口罩,像酒精消毒水一类,厂家货量较充裕,也会直供给各医院。还有一类物资如蔬菜、衣服等,我们联系了负责武汉部分医院后勤的集团,交由他们处理。随着前期大批量捐赠物资落定,大多数爱心人士拿着钱愈发买不到物资,这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假货和骗子。有些人起初打着捐赠的名义联系上我们,几天后活跃起来,发现是做口罩等的代购生意;还有些二贩子完全复制厂商的朋友圈,然后以每件高几元的价格发布出去,趁机赚黑心差价。

武汉的疫情备受瞩目,武汉的大医院让人牵挂,在大家定向捐赠给同济、协和等医院时,受不到关注的小医院依旧在每天呐喊,“还有没有不是定向捐赠的物资,不达标也行,我们什么都要,总比赤身肉搏强。”也许他们的呐喊被听见了,但他们仍没有喘息的机会,这又回到物流——如口罩这种物资,很可能被卡在最后环节。

忍耐是我最初几天最频繁而漫长的情绪。我们要接触太多负面消息,每天早上睁眼,想到又有不停弹出的新进度条,想到我们拖着那进度条爬呀爬呀,还有三四成的机率会夭折,我一点也不想打开手机,只觉得日子好转遥遥无期。我已知道有多难了,可为什么这么难呢?仿佛逆风行走。

我们渴望为逆行奋战的人们做点什么,不忍看见绝望中的人无人应援。但一个坚强的志愿者在工作时要能管住同理心或干脆放下它,免受反噬。大华说,十几天来发生太多事情,也渐渐麻木,但她说,我们的行动被宣传后,大年初一有个重庆的司机联系她说,“我有车,只要武汉有需要,我随时启程。”我想很多志愿者都和我一样,越做下去,内疚越深——我们的力量太小,平日里不起眼的小困难都成了拦路的巨石,每次颠簸都可能葬送一次希望。

这一路有很多团体和我们一起前行,大家慢慢也建起了自己的救助范围。我们组织慢慢锁定在武汉的小医院和湖北地级市医院的物资援助;有些组织则专门处理个人求助信息;还有些志愿者观念有别于我们,他们想将自己的专业运用进来,比如用数学建模,但这项工作没有政府和大集团的支持难有成效。我们组织里有学医的志愿者,帮忙进行物资审核,也有各种语言专业出身,进行海外物资的翻译。每个人的力量看似有分量,但汇聚越多,目光所及越远,越显我们渺小。

到最后我仍忍不住问,为什么救援的路上,关卡重重,大大小小全是问题。我仍觉得人力物力财力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诚然我们只是散落在民间的志愿者们,仍渴望能真正破开迷雾,让我们问出能问的,让我们的心有凝聚的方向,让救助的进度条快快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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