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 堕胎权利,谁的权利?

维舟
2022-07-06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34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抽象地谈堕胎问题,很容易把它意识形态化,只有回到女性自身的处境去看,才能理解并回应她们真正的诉求。



624日,陷入严重分歧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堕胎的合法权利将不再由宪法规定,而留给各州自主决定。这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其意义远超出诉讼本身乃至法律范畴,引发了美国政坛的大地震。毫无疑问,这是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成功反击,但这一胜利很可能不是消弭半个世纪以来的争吵,而将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

中国人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堕胎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话题,在美国竟会成为牵动全社会上下、乃至影响总统大选的议题,并且还延烧了数十年之久。连欧洲人都觉得美国人对堕胎问题不可理喻,显露出某种狂热的偏执。而在这一点上,正可以看到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也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你捍卫什么?

长久以来,堕胎权之争被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争议的焦点,但并非一直如此。直到1976年,美国的保守主义主要还是由反苏、小政府这类更宏大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的,但堕胎议题很快就上升为核心议题,为左右两派的争议划下了红线,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这触及到美国社会的根本:究竟是捍卫家庭、秩序和传统,还是个人(尤其是女性)的自主权?

这一分歧的激化,是1960年代那场文化内战的结果。战后的富裕社会孕育出了更多个人自由,避孕药和性革命更是大大推动了年轻一代的婚恋态度。到1965-1969年间,高达56%的白人新娘和25%的黑人新娘奉子成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她们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攀升,这就使她们更倾向于少生孩子。简言之,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尝到个人自由的美妙滋味,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社会道德堕落、家庭秩序崩坏的苗头。

更传统的时代是没有“堕胎权”一说的:教会和国家向来严厉禁止其臣民自行决定是否繁衍后代,1588年教皇规定,不仅堕胎,连避孕都是死罪。因此,堕胎之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结果,它确实意味着一种高涨的个人自主权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这当然会让保守派产生一种严重的危机感,堕胎问题成了让他们聚集起来的一面旗帜。有保守派曾在一场名为“家庭受到攻击”的演讲中明确说过:堕胎议题标志着“当代社会中的家庭已经陷入了一场‘价值内战’”。

正如《魔鬼经济学》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对支持选择权的人来说,堕胎是一项基本权利,女性完全有权理性地做出自主判断;但对支持“生命权”的人来说,堕胎却是对胎儿的谋杀。双方之间不仅难以对话,甚至没有达成共识的余地。《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因此断言:“看起来,堕胎是美国政治制度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不可妥协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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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三段堕胎的民调。  ©作者供图

这里的关键在于,胎儿在多大的时候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生命”?日前的一项民调显示,以三个月为孕期的一个阶段,61%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应当合法化,但孕期越长,就有更多人不赞成流掉,毕竟已经成人形了。在欧洲也是如此:大部分国家允许合法堕胎的上限是孕期12周(近三个月)。然而,在极右翼看来,任何堕胎都是犯罪,9·11之后,电视福音派传道者派特·罗伯逊甚至说,堕胎支持者应当对恐怖袭击负责,“因为他们的行为激怒了上帝,上帝在惩罚美国。”

问题就在这里:在像堕胎这样的问题上,广大中间派其实有点无所谓,但两端的少数派异常坚定,这种不可妥协的争论本身就造成社会舆论的极化。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并不喜欢堕胎,但又觉得堕胎非法化也不好,最能接受的是:允许堕胎,但加以限定。然而,在美国的政治游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关键少数”:1980年大选,只有15%的选民同时同意里根反堕胎、反平权的立场,但他胜出了,因为保守主义少数派的动员能力极强,真的会基于社会信念去投票。到了2005年,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要是不反对罗伊诉韦德案,就不可能得到党内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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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安全堕胎,那也行,反正我们的孩子会在学校里遭枪击。”  ©作者供图

堕胎问题关乎的并不只是堕胎权本身,左右两边都有很多人认为,这涉及对美国基本价值观的争夺。堕胎权和持枪权,都是保守派最强力捍卫的,因此自由派在抗议中嘲谑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安全堕胎,那也行,反正我们的孩子会在学校里遭枪击。”

堕胎诉讼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州政府、医学机构和妇女自主权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道出了它的棘手程度:“最高法院面前有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将美国带入堕胎合法化新时代的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被视为“女性救星”,但他撰写“罗伊案”判决的初衷其实并非捍卫女性权益,而是为了强化医生的医疗自主权,让那些实施堕胎手术的医护人员免受牢狱之灾。当时争议的焦点是联邦法官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不涉及女权、胎儿生存权等道德议题,到头来却正是这些成了舆论焦点。

实际上,这次推翻原判决,并不是宣告堕胎不合法,倒不如说是回到了原点:联邦法官放弃了在这一议题上的能动性,放手让各州自主决定。乍看起来似乎也没改变什么,但这正是共和党右翼长久以来致力于推动的议程。这并不是争论的平息,而是新争论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高法院顺应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各行其是的实践和众声喧哗的论战。


女性的身体能自己做主吗?

在延续半个世纪的价值内战之后,堕胎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各派都为它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都在激烈地争辩,但其中往往缺失了女性自身的声音——又或者说,就算有女性的声音,往往也被利用了。

如今回头来看,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成功其实是超前的。相对保守的美国社会性别歧视思想仍根深蒂固,真正支持这种新兴妇女地位诉求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连女性自己都未必支持——《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指出,美国反堕胎的激进分子多是操持家务的妇女,占了63%;而选择权利激进分子,则94%有工作。在那场著名诉讼中赢得堕胎权的罗伊本人(本名诺玛·麦科维),多年后也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为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一时成为右翼极好的代言人。

各方都往往都把堕胎视为某种不可妥协的象征,保守派可能觉得“堕胎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交给女性”,但对自由派来说,交出堕胎权,就意味着个人权利在其他方面也迟早会遭到侵犯。正由于都聚焦于近乎形而上的繁琐争论,两边都容易陷入双标:保守派认为应该珍视生命,不许堕胎,那么他们是否支持加大预算来支持单亲妈妈呢?自由派认为女性的身体应该由她自己的意愿来支配,那么他们是否支持女性自愿的代孕呢?

抽象地谈堕胎问题,很容易把它意识形态化,只有回到女性自身的处境去看,才能理解并回应她们真正的诉求。仅仅禁止堕胎,却不考虑单身母亲易致贫等现实问题,那后果就往往由弱者来承担。

法国在1974年废除反堕胎法案之前,女性如果不想要孩子,只能私下流掉。由于这些往往是地下诊所非法行医,无法获得安全可靠的保障,当时每年有60万起私自堕胎,其中500起导致产妇死亡,另2万起导致不育。此外,如果生下来了,生母又不愿意养,那么政府就得养着,这就须是高福利的富裕国家。法国的人口转型,正是走上了承认非婚生子女、同居合法加高福利国家的道路,然而美国右翼的设想却是禁止堕胎、同时又提倡小政府,这或许可以巩固家庭作为秩序的基石,但也意味着未婚妈妈和非婚生子女将很难得到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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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各州堕胎合法性地图  ©作者供图

由于美国的联邦制特性,堕胎权利下放到各州的结果,也会促成人们“用脚投票”。本次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历史性裁决一出来,苹果等科技公司(它们大部分是民主党支持者)就发表声明称,员工可以使用公司福利到堕胎合法的州接受“医疗护理”,并且十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微软、奈飞等均表示,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员工到其他州堕胎提供差旅费报销。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但可想而知,这会使美国人更多基于自己的信念选择到哪里生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次裁决对生活的冲击。

然而,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对女性的个人自主权施加了某种限制,而这本身就构成对美国核心信念的冲击。肯尼迪大法官是天主教徒,但他深知不能像一个天主教徒那样反对堕胎,从未质疑过宪法究竟是否应当维护这一权利,他曾写道:“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作出那些我们内心并不喜欢的判决。”也就是说,哪怕他自己不以为然,但他仍然认为这是女性应有的权利。

看到美国的这些争论,很多中国人或许会感到庆幸,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彼此的处境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中国是非常特别的国家。

当然,最终,可能所有人都要面对一个现实:只有当一个社会对女性足够友好,加上对男方抚养义务的明确规定,使女性能自主选择生或不生孩子的时候,她们才能主动承担这一社会繁衍的使命。说到底,在辅助生殖技术发明之前,任何社会都只能依靠女性的子宫来延续,没有女性的合作,终究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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