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俄罗斯,东西之间

曹仲轩  愚马

全文约32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


阅读了包括《娜塔莎之舞》在内的一系列俄国历史和社会研究著作后,作者思考着一个几百年以来的经典问题:俄罗斯是一个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如赫尔岑所说,“我们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是像一只双头鹰,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一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俄罗斯:欧洲vs亚洲


以彼得大帝起,俄罗斯进入近代社会。从此开始一个问题——“俄罗斯人到底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问号悬而至今三百年,尚未解开。


作为一个曾经被蒙古(鞑靼)人统治过近200余年的民族,笔者问过所有到访过俄国的朋友,俄国人身上还有没有蒙古人的痕迹?回答几乎都是——很浓。


事实上,在蒙古人的统治影响下,俄国的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烙刻有亚洲国家的影子。在欧洲风靡的革命运动进展之时,俄国的专制制度让欧洲人感到,俄国人骨子里和他们格格不入。法国历史学家A.贝桑松曾说:“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自由主义观点都取得了胜利,1830年的革命正在法国完成,选举制度的改革正在英国进行,而此时的俄罗斯正以最无情的方式粉碎波兰的起义。”同时,相比于欧洲国家,俄国属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孟德斯鸠认为俄国是专制制度的极致体现,并且缺乏第三等级(中产阶级)。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而俄国还在努力从村社农奴制走出,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


除了政治体制不匹配,欧洲各国的潜意识里也将俄国看成是一个半野蛮国家。17世纪德国旅行家和地理学家A.奥利厄斯在自己的游记中对他们的描述是:“观察俄罗斯人的精神、道德和生活方式,你肯定会将他们列为野蛮人。”狄德罗也曾用“奴隶制和迷信激发了他对生命和对死亡的蔑视”来解释俄国士兵的勇敢


总而言之,当时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下,民主和自由成为欧洲的价值观,与之相对的是东方的专制和官僚。西方和欧洲象征着先进、文明、工业文明,而东方和亚洲则象征着落后、野蛮、农业文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自然具有了明显的亚洲属性。例如恩格斯便认为“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他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


而除了他者的凝视外,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国内也一直存在着自我认同问题。从俄国发展早期开始,对西方文化的艳羡和对本国民族的认同,两者的矛盾就扎根于俄国自身发展之中。彼得大帝本人即是这样一个综合体。一方面他羡慕西欧文明,强制全国西方化,剪胡子、以英国为模板发展海军、以普鲁士和瑞典为模板发展陆军、借鉴日耳曼人的法律体系、来自丹麦的文官体系……但另一方面受到曾经的蒙古统治者影响,他也保留了东方帝王的无上权力,圣彼得堡这样浩大的工程即为留存至今的标本。



▌彼得堡vs上海:两座西化的城市


彼得堡和莫斯科作为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两个城市,却包含着极为不同的历史底蕴。14世纪初克里姆林宫的建立标志着莫斯科的崛起,并且随着蒙古族的衰弱,莫斯科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核心。


而相比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倒不如说是一座“做”出来的城市。俄国诗歌中描绘了当彼得大帝来到彼得堡这片土地上,他看着蔚蓝的海水,决心在这片土地上建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引用当时作家赫尔岑的描述:“在一个最不适合做首都的地方”,动用数十万人,平地而起一座新城,死伤无数,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区别于所有其他欧洲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跟它们每一个都非常相似”。彼得堡的建立,是彼得大帝对俄国旧有文化、对莫斯科“黑暗”和“落后”风俗的抛弃,它象征着俄国向西看齐。


以建筑为例,彼得堡的教堂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的混合体。


《娜塔莎之舞》中这样写道:“习惯于城市多种建筑风格混杂的欧洲观光客来彼得堡后,每每惊讶于它那不同寻常的做作之美,常将它跟舞台做比较。阿尔加罗蒂伯爵写道:这个首都充斥着各式各样假冒伪劣的建筑,剽窃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


同时彼得大帝也要求俄国贵族采用欧洲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俄国贵族在物质文化方面和普通人几乎没什么分别,彼得社会改革之后,俄国贵族开始学习欧洲语言,适应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生活。因此可以说,彼得堡的建立就是在西化俄国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的地图上,类似于圣彼得堡,最为西化的大陆城市是上海。


尽管上海早期被迫成为租借半殖民地,但被殖民的同时,这个城市也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石海山曾在其文章中写道:“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今人民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穿行于当时的上海,可以瞥见不同文化在这里的交融。


赫尔岑曾说过圣彼得堡的千篇一律使他想起“军营”。这是一座缺乏“人味”的城市,主宰它的是抽象而对称的建筑物,而不是居民的生活。这点不同于俄罗斯的传统形象,许多俄罗斯人在看待二者关系时,也认为当他们在莫斯科时,会变得更像是俄罗斯人。


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关于俄罗斯文化使命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对立。一句俄罗斯谚语曾说“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果戈里则这样形容二者之间的区别:“彼得堡是一个精确、守时的人,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他做任何事情均考虑周到。在举办宴会前,他会先看看自己剩的钱有多少。莫斯科则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的话,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彼得堡喜欢取笑莫斯科的笨拙和没有品味,莫斯科反过来谴责彼得堡不会说俄语。”


而在中国,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如同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样。易中天曾在《读城记》中说过:“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相比于乡土社会气息浓厚的其他城市,上海则显得“人情冷漠”了许多,而这种“冷漠”建立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之上,也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表现,这和西化思想的传播离不开关系。



▌急行军式的现代化


同情地回想,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后进民族(或族群、部落、乃至无论数目多寡的一群人)面对先进民族(人群或文明)的时候,“懒散”肯定是会被率先贴上的标签之一。


这可以从各种方面解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思考,“落后”的社群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可进入市场交换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非常少。而恰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在发育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懒散”恰恰是最为划算的选择。


从人类学角度思考,“落后”和“先进”之间的差别,一般是以工业革命为界限。“先进”族群已率先迈入工业化,讲究的是效率,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一起用各种方式(最有效的肯定是蒸汽机和机械)最大化单位产出……后进族群肯定还停留在温情脉脉的熟人和小共同体之内,连亲兄弟明算账都未必是行业通则。以此推导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工业社会和农业社自然天差地别。以铁路为例,它的运行需要精确到分钟,人无法对此讨价还价,必须无条件服从,这哪里是农业社会中人可以想象,可以一下子接受的?


以工业文明为标准定义的“懒散”,俄罗斯人直到20世纪都没有解决。俄语中一直还有一个特有的形容懒汉的词汇——“奥布洛莫夫习气”,被认为是俄国人特有的习性,也是布尔什维克建政后,发誓要打击的敌人。但是,奥布洛莫夫并不是一个俄罗斯农民。它来自同名小说中,一个终日躺在沙发上做白日梦的贵族,被公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顽疾。其代表形象就是“奥布洛莫夫的睡袍”。同名小说作者冈察洛夫仔细地指出,这件睡袍来自亚洲,“一件真正的东方风格的睡衣,没有一点欧洲的痕迹,没有流苏,也没有天鹅绒衬料,”裁剪是真正的“亚洲风格”,袖子“从肩膀到手越来越宽”。


用军事化的方式,急行军地把全民族拖进现代社会,几乎是每一个后进民族都会选择的(印度除外)。俄国这方面的民族性颇似德国,与日本也有接近。我们可以说俄国是一个一半嵌入进欧洲里的日本,也可以说彼得堡就是一个俄国的上海。


那么俄国人的思维、内心的分裂,就可想而知了,其文明的一部分,即精英部分,很长的时间是说法语的(参见《战争与和平》)。这部分人面对西欧时,表现出日本式的艳羡,急切的“脱亚入欧”心理,是再正常不过的。而同样这批人,东望莫斯科,大概也跟上海人看北京差不多。


南都观察尾图.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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