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物资假冒伪劣,是配给制的必然?

刘远举
2022-04-22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全文30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


只要有市场竞争存在,竞争会自发地调整,“坏人”只能坏一次,下次就没生意了,所以,他们自然会约束自己。


封城到了现在,前期很多混乱已经初步理顺了。居民的关注也转向了新的问题。很多居民反映,他们收到很多假冒伪劣商品。


问题猪肉、霉变的酱鸭,违反食品安全法被处罚过的榨菜,假冒龙口粉丝,粗糙的食用盐,4月16日领到了生产日期为4月17日的腱子肉……五花八门的问题产品从四面八方集聚而来。


比如,杨浦区延吉地区某小区居民反映,团购的猪肉存在质量问题。上海杨浦警方会同市场监督部门调查后查明,犯罪嫌疑人童某在明知其采购的猪肉产品存在变质变味等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仍以次充好对外销售,涉案金额达32万余元。


再比如,4月15日,家住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的张先生表示,小区发的榨菜、食用盐、某牌“德州扒鸡”、牙膏和洗衣液,全部都是“杂牌”,目前已经有很多居民吃了“德州扒鸡”后出现拉肚子的情况。他自己在刚刚闹完肚子后便收到小区居民群的通知,要紧急收回,他自己也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


4月21日,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的确发现了部分免费发放保供物资存在质量问题,主要是生鲜食品。市场监管部门会坚持从严从快的原则,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市民发现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市长热线反映问题,监督举报。




其实,这么大的供应量,很难不出现问题,一点不出问题,反而不正常。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是一种由传播特性、集中分配方式等因素造成的、不太准确的感觉。


这些问题其实是广泛存在于平时生活中的,集中配送加剧了问题的舆情。


物资统一配送,100份发霉的食物,本来是分散在某家超市的供应范围内的,比如,20平方公里,现在集中到一栋楼。以前100袋发霉的食品,不会引发新闻,因为是自己买的,买到劣质了,觉得自己不会鉴别或运气不好,找超市退了就完了。因为都是分散的,也没新闻性,但现在会在群里群情激愤。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配送,把消费的阶层性完全打乱了,触发了很多稍显傲慢的情绪。


一家食品公司有诉讼记录,过去被行政处罚,有被执行记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不过,这些产品平时不在居民购买的范围内。信不过,就会去查,小公司的记录,往往并不好,一查就会恐慌。


我所在的街道也发了面包,但我女儿不吃,说不软不糯,没有奶油味也没有巧克力味,我爱人说平时是不会买的,我就说我来吃。


拼多多19元包邮,这似乎成为铁证,但拼多多在卖,价格低,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合格。


“龙金花”品牌的食用油,听起来像在山寨“金龙鱼”,但实际并不是,而是龙口市龙金花植物油有限公司的品牌。该公司对此次网上传言有回复,初步核实的结果,相关消息是曲解。“金龙鱼”是新加坡品牌,当然比“龙金花”品牌力更强,但这并不意味着“龙金花”是山寨和假冒伪劣。


很多人说,这些平时销不出去的产品,可算找到了出路。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


这些产品不符合城市上中产的偏好,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大量地存在于上海,平时也有大量的人去买。只不过,它们不会出现在Costco,也不会出现在专卖进口产品的超市,甚至是盒马和京东,或许在货架不起眼的地方、或许在某个乡镇的小店中。


这些品牌作为整个食品、副食供应系统的一部分,在满足上海人(并非中产阶级)的日常所需中,也不可或缺。只不过,平时按照价格机制,消费者各取所需。但政府采购打破了这一切,相当于随机分配,失望与抱怨也随之出现。




当然,以上原因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因素来源于配给制本身。


很多人觉得,平时生活中有“假冒伪劣”也就算了,但在疫情封控的特殊时期,市民牺牲了自由,足不出户,政府发放的“保供物资”出现如此多的假冒伪劣,是打破了底线。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有道理的,但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本来只要有市场竞争存在,竞争会自发地调整,“坏人”只能坏一次,下次就没生意了,所以,他们自然会约束自己。所以,市场制度中的假冒伪劣,其实是被市场机制制约的。


一旦进入配给制,一切逻辑都不一样了。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为峰值情况而设计,巨大的压力之下一定会崩溃。这就像火车不可能按春运的需求来设计运力一样。

 

政府的基层组织,本来就不是设计来保障2500万人的生活的。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有389.9万人。正是这389.9万人,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


上海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是530万,15-59岁年龄段人口总量1661万,这里面还有中学生大学生。也就是说,上海真正的劳动人口,估计也就1500万左右。这当中有400万人在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城市的第一功能、最大职能,不是什么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而是生活中心!


所以,在短时间内,不做长期的准备,就把这个功能整体切断、停止。那么,任何其他系统,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替补。这就对基层形成了过大的压力,会产生混乱,他们不是物资供应专业人员,对如何寻找物资来源、鉴别保证质量、确保物流供应等专业知识一无所知,各种假冒伪劣就乘虚而入。


而且,配给制下,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自然质量会下降。配给制容易产生借机发财的“坏人”。品质差的东西,小众的东西,价格低,且不透明,这中间水分就大,回扣空间也多。


在封城中,居委会还有一个权力是审批团购。理论上,这是一个满足居民差异化需求的办法。如果由政府统一认定生活必需品,就根本没有这个空间,但同时权力的空间也由此出来。我家参加了一次团购,据团长说,他打了一天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手机,没人接电话。居委会书记不批,志愿者就不会帮忙送,就进不了小区,最后团购失败。当然,这里面或许有客观原因。但毋庸讳言,接不接电话,或只接熟人的电话,就会形成实际上的权力空间。




实际上,现在居民敢于声讨,是因为他们知道,封禁总有头。如果这种配给制是长期的,没有居民敢在网上抱怨。以前居民到国营肉店买肉,还得给卖肉的师傅递上一根烟。师傅下手的时候才会给你割一块瘦肉多的,不然就是白花花的肥肉。


有权力空间,就会出现“坏人”。不幸的是,这个情况特别容易产生“坏人”。


一是对未来的预期。


如果预期情况能长期持续下去,有权力者就会放水养鱼,做可持续的打算。如果知道这事儿长不了,就会竭泽而渔,往死里捞一把就走。人性的贪婪是不断滑坡的,直到滑过那危险的底线,引发居民反弹。


二是这么做,对很多人来说,成本并不大。


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社区工作者是没有编制的,居委会没有编制。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助人民政府或者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也不属于事业编制,而是社会工作者。不过,有的经济发达地区,书记、主任的待遇可以参照当地事业编制的待遇享受。所以,居委会不是官,是老百姓。居委会平时没有什么权力,一旦遇到采购,未必能把持得住,即使出事了,辞退了,他们的损失也不是太大。而且,很多时候,直接负责审批团购的,甚至不是居委会书记,而是志愿者。


这样的人当然要查,不过,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这样的人被消灭干净,也不完全是件好事。


很大程度上,目前居民相对多元的供应状况,是灰色空间倒逼出来的。团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老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东西就进来了。基于当下的大背景,对居民来说,多元的需求被满足了,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为了居民的需求,勇于承担责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团购审批的高尚人士,不是没有。但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受利益驱动。如果大家都不贪财,不做黑市生意,那么,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没有利益,自然没有人承担骑手、闪送、团购带来的感染风险,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团购与居民自行购买的物品。可乐、冰激凌、香烟、酒这些东西,居民想都别想。


所以,寻租,在很多时候,往往是配给制的一道缝隙,即便在疫情短短的配给制中,也不例外。


或者我们可说,黑市,是正常的市场消失后的次优选择,而寻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道理。


只是,我们还是更希望那个正常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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