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对话】李实:怎么从制度上缩小贫富差距?

李实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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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2021年11月13日,南都观察在京主办题为“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年度对话,邀请收入分配专家李实、财税专家贾康、经济学家汤敏、非营利组织法专家金锦萍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共聚一堂,探讨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框架,并就推进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各位专家依次做了主旨演讲,并通过对话和讨论质疑问难,解疑释惑,为线上、线下听众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从今天起,南都观察将陆续推出各位专家的主旨演讲和圆桌讨论内容,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李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大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共同富裕包含的内容很多,并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但是收入分配问题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可以首先从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一些问题着手。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第一是现在收入分配的现状;第二是要构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是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政策建议。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水平上。1980年代初期,我们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左右,到了2008年上升到0.491,接近0.5的水平。2008年后,收入差距出现了几年的缓慢下降,但是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有所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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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四十年我国基尼系数变化。  © 李实


图中的收入差距往往都是估计出来的,不是实际收入差距,实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比估计的还要大。实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是这条虚线所表明的,2008年以后可能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还在继续扩大。具体扩大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的研究,但是一般的结论是,实际差距要比现在估计的大。

另外,财产差距在不断、急剧地扩大。本世纪初,我们的财产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5左右,略高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现在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接近0.7,远远高于20年前。

如果比较不同人群组的财产差距,2002年财产最多的10%,与财产最少的10%,财产差距是33.7倍,到了2013年已经上升到了160倍。财产差距扩大是一个急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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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2002年和2013年各收入人群占比分析。  © 李实

财产差距会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财产会带来财产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更多地会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手里,当财产收入增加时,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就会扩大,然后带来整体的收入差距的扩大。

除了收入差距、财产差距扩大,当前还存在着很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和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关系,但是也没有非常必然的关系。一些收入分配不公是由于存在着很多制度性障碍,再加上很多市场不完善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全球属于比较大的,主要原因与户籍制度有关系。长期的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农村两大市场、两个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另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从199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特别是一些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差距扩大的背后是因为行政垄断很多垄断部门包括金融部门的高工资、高福利,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们的垄断资源。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垄断有关系,而垄断又和整个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问题,歧视问题和身份差别是有关系的。这都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些表现。

再有,当前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不高,突出的表现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养老待遇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知道,农民、城市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差异是非常大的。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包括过大的收入差距、收入分配不公和再分配政策力度不足。而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比如税收制度,如果把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放在一起看,它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是在扩大差距。

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主要使用两大手段:一是税费,二是转移支付。如果仅仅看税费,它是在扩大收入差距的。当然,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收入,这一部分转移性收入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其他很多转移支付项目,比如城市和农村中的低保金、农村各种各样的困难补助等,虽然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缩小的幅度都非常小。这就意味着转移支付的政策手段不够有力,没有起到较大幅度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转移支付可以使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5-10个百分点,但是在我国转移支付导致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小的。因此,这次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提出来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配套协调的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安排,主要是要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等综合来考虑,让每一个层次的分配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建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


在初次分配方面,我们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初次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

由于行政垄断造成了不同行业巨大的工资差距;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了劳动报酬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收入上、就业机会上和享有的公共服务上的差别,这些都和初次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下一步改革就是要完善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发挥更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要调节要素报酬的分配,达到要素分配更加公平和合理,从而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二次分配方面,重点要改革税收制度。二次分配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改革税收制度。税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上之所以没有发挥很大作用,主要和当前的税收结构有很大关系。当前,我国的直接税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偏高,也必须改变。

另外,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目前,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工薪税,没有覆盖所有高收入人群,不能调节过高收入,应该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同时,也要适时考虑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关于三次分配,徐永光和汤敏老师是这方面的大专家,我不多讲。我认为,三次分配方面,更多还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更加鼓励性的制度和政策,不是逼迫企业家和富人去捐款,而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另外,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更多地应该有利于增加社会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如果低收入人群不能实现收入的提高,不能进入富裕阶层,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解决低收入人群的问题,怎么让他们的收入尽快提高,是推动共同富裕中最难和最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要设计出更好的制度和政策。



▌完善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


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已有一些正在执行的政策,只是力度不够。尽管我们已经在制度上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了城乡低保制度,有了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制度,但是总体来讲,力度都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

再分配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力度,包括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让现有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还要引入一些新政策,特别是在转移支付领域。我国很快会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现有的转移支付项目,相对于一些高收入国家,还是很少的。很多有助于缓解相对贫困,提高低收入人群能力的转移支付政策都是缺失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引入很多转移支付政策。特别是在民生支出上,要向低收入人群、弱势人群、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倾斜,要使低收入人群有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要让他们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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