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对话】贾康:“橄榄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标志

贾康
2021-12-01
全文43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

贾康认为,收入分配和财产的差异过大,不只是经济问题。政府以税收为主要手段,执行第二次分配,“抽”肥“补”瘦“扩”中,打造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推进相关立法和规则的优化。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对建立理想社会的过程,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央反复强调,进入更高阶段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关于共同富裕,中国古代主要以《礼记·礼运篇》为代表,体现为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境界的追求;共产党人的初心则有《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的经典表述,就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中央财经委员会8月17日会议特别强调,要发力分步骤推进共同富裕。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也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其内在逻辑必然是走向全人类的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会议的文字表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思维,每一句话都有非常清楚而关键的要点,连在一起,是非常完整的逻辑体系,是在指导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



▌完整把握收入分配的政策框架


首先要整体把握三层次的分配制度框架和要领。初次分配不多说,李实老师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初次分配的作用主要是按各种要素分配,各得其所、实现激励,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怎么分好蛋糕?这时再分配,也就是第二次分配应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再往后,还有补充性的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为主,是自愿的、基于道德和伦理的分配。

中央的总体要求,是“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一方面要有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量力而行”;另一方面,“尽力而为”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政府和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显然就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在一起探讨创新发展,督促政府体系更好地履行职能。

我多年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曾反复强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人们都认同,需要有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各种企业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这种起点的公平。这里的公平概念实际强调的是公正。这种公正和我们所说的效率,即微观效益是没有矛盾的,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不需要做出权衡。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反复探讨这两者的关系呢?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问题,这里“公平”在汉语中的表述,实际上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差异化情况怎样算合理,“均平”是更准确的说法。

如果社会均平程度相当高,呈现过去吃大锅饭时那种平均主义状态,它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法有力形成对所有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不可能适应整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通过改革破解原来的铁饭碗、大锅饭,都是针对的那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年已经感受到收入的基尼系数过高,社会成员收入与财产差距非常明显。如果均平程度过于悬殊,它又带来什么问题呢?必然形成低收入阶层(也可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性问题。低收入者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但是其中有很多不是他们的主观原因。中国古人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的低收入并不是指他们主观努力不够,是侧重于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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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2008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构成情况。© 《影响收入分配关系的五个问题与八点建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在收入分配的结果极不均衡、可能走向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底层社会成员会积累很多对社会的不满。经济生活中忿忿不平的底层情绪到了某个临界点后,就不是经济问题了,经济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会威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必须对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做出调节权衡,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这和微观效益之间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去讲过五个人的活让三个人干,收入加码,那三个人会干劲冲天,但是多出的两个人怎么办?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形成社会不和谐。对这些事情,要不断深化认识,并做到从制度、机制到政策的优化。公平和效率关系处理的实质性问题,是对整个分配结果适当均平程度的把握,这种适当没有公认的一套简单标准,必须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不断动态探讨和优化。


▌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是“橄榄型社会”

再来看再分配的基本内容。如果说,初次分配主要是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那么二次分配中,政府的作用就凸显了。

在这方面,政府发力主要是运用两个手段:一个是转移支付。在社会政策托底方面,对这个术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低保、抚恤、救济,即所谓“抬低”,把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往上抬;另一个是直接税。直接税是指税负落到什么样的纳税人身上就由谁承担,没有转嫁的问题,所以称之为直接税。直接了当的税负落到这些纳税人头上,并不是让他们伤筋动骨、过不去,而是按其支付能力让他们给国库多做一些贡献,这就是“抽肥”。“抽肥”在财政分配上是要“补瘦”的,“抽肥”看起来是“限高”,它和前面说的“抬低”有内在的联系,“抬低”的财力从哪儿来?很多要从“限高”这方面来,形成“抽肥”“补瘦”的循环关系。合在一起有一个结果,就是“扩中”,把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得越来越壮大,这就是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要打造的是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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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和增幅。© 《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贾康、刘薇


我理解的“橄榄型社会”,实际上是可以更形象化地去观察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种境界刻画。中国现在离“橄榄型”社会差之甚远,我们现在是“金字塔型”,上面的尖端部分就是亿万富豪,再往下有差不多4亿中产阶层,这在全球已经是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但是下面还有10亿人的底座,包括中下收入、最低收入阶层。什么时候把金字塔型的底座收成尖,才是“橄榄型”社会。显然这个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


▌推进共同富裕,首推制度创新

就再分配制度改革而言,一般来讲,转移支付的技术性色彩更浓厚一些,包括对弱势群体的低保、抚恤、救济,包括对欠发达地区由中央和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

而说到“直接税”改革,那可真是“啃硬骨头”,比如最近中央说做好房地产税改革立法和试点工作。社会上已经热议了近二十年,多轮热议后举步维艰,现在还必须拭目以待,看看这次强烈的信号出来后,会发生什么?“狼来了”喊了多次,似乎这次真的来了,但舆论界中似曾相识的观点又出来了,比如有人提出要审慎、要注意法理实际上对不对、社会震动会不会太大?这些舆论很容易使决策层觉得,这个事情越弄越复杂,便也有可能重复原来步履维艰的轨迹。

实话实说,现在整个市场确实有人心不稳、经济下行,种种矛盾纠结,但恐怕等不到一个推进这种基础性制度建设的“理想时机”,必须找到一个让社会可接受的切入点,柔性切入,先建框架。看看上海、重庆两地此前的房产税试点,本土破冰试水的价值现在凸显了:虽然存在那么激烈的争议,两个地方还愿意改革敢为天下先,现在终于带来了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覆盖面的中央决策。此时,回顾中国改革进程看,这种制度创新到了“深水区”,就是“啃硬骨头”,但的确是我们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这其中涉及财税改革、配套改革怎么取得决定性成果。2013年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十条”的要求,现在来看,确实是一大套挑战性的问题。中央那时的时间表说,在财税改革之后的配套改革方面,“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很遗憾,现在媒体都不提这个表述了,管理部门也无法提,因为恐怕现在还谁也不敢说“改革已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但是,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别无选择,时间表往后推一些,这个决定性成果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依托于配套改革,我们要在现阶段调控框架下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就少不了这种基础性制度建设。房地产业界,大家看得很清楚,说了这么多年“要有长效机制”,但并没有中央说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长足进展,所以总是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使矛盾累积,越走越被动。

这些问题在直接税改革方面也有典型的反映。现在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房地产税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和在浙江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显然中央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按了推动立法的快行键,另一方面要通过试点扩围,积累更丰富的本土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群策群力,一起寻求“最大公约数”,来推进这个制度性改革和长效机制进步的过程。


▌再分配机制和政策优化大有可为

从概念上来讲,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这本来相当清楚。针对现在舆论的一些偏差、非理性的声音,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就已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直指现在以行政手段、运动式地来推进所谓共同富裕的做法,是非理性的。

也要注意,从理论探讨来说,并不是简单依靠国民能力提升,就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稳定状态。大家都赞成国民能力提升,这永远值得努力,确实国民能力提升和走向共同富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国民能力提升,不那么强调再分配,那就一定是偏差了。为什么?

因为国民能力的提升及其后收入的提高,并不是只简单依靠主观努力,一定还有客观条件(天赋条件、机遇等)。有时候,先天禀赋很重要。最极端的说法:姚明是体育明星,他的主观努力加上机遇,加上天赋条件,使他致富;而潘长江在篮球方面再怎么努力,能力再怎么提高,也是没有前景的,不可能致富的,他得另辟蹊径。关牧村成为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致富了,她有天赋的好嗓子,别人想学也学不来,而且,还要有高人指点等机遇一一本来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阴差阳错最后走上了专业化的歌唱家之路。

大家可观察一下股市:散户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炒股能力,但是其中的多数人并不能赚到钱,收入必然会出现明显差距。你说大家都提高能力,就可以共同富裕了吗?不那么简单,还要有再分配方面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政策优化。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共同富裕,理论上讲是个无限趋近的过程。虽然中央有时间表,在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国的共同富裕要见眉目一一我认为,要“见眉目”就是橄榄型社会应该基本成形,虽然底下的尖可能还不够小,但是一定要改变金字塔底座状态,这才是我们最基本的向共同富裕趋近的直观前景。而现代国家治理中以制度创新带出的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都要在这里面形成综合效应。我们制度、决策、政策的合理化,也需要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推进相关立法和规则的优化。

*本文整理自“年度对话: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论坛中贾康演讲部分,经嘉宾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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