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对话】金锦萍:志愿精神是公益慈善的灵魂

金锦萍
2021-12-07
全文34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金锦萍认为,仅从第三次分配角度理解公益慈善,容易忽略人的志愿精神的唤醒,而这本应由捐赠者自愿决定。更为要紧的是通过改革,降低公益慈善组织的门槛,同时加快建设公益慈善领域的基础设施。

金锦萍,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仅仅从第三次分配角度理解公益慈善,是对公益慈善的狭义化解释,它会使公益慈善往捐赠方向、货币方向走得更远,而忽略公益慈善方面我们更重视的部分:人的志愿精神的唤醒。忽略人的志愿精神,公益慈善就会变成冷冰冰的数据。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所以被经济学家如此关注,是因为它要解决的,还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但是,如果从宏观经济视角下看待第三次分配,我们可能会忽略考察社会领域非常有生命力的那些志愿机制的生存活力。

为什么这么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后,有一种声音认为,提倡共同富裕,是不是要劫富济贫——有些地方近期已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好在11月12日上午解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答记者问,让我们清晰地听到,有关方面已明确:共同富裕绝不是杀富济贫,也不是杀富致贫,还是要尊重捐赠人的志愿机制。

但是,这个澄清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看到,在某些地方,诸如民办教育的转型等,也会出现这类问题。民办教育给了教育者一种重新选择的权利:我到底要选择营利形式,还是非营利形式?不是所有的民办学校都愿意以捐赠的方式变成公立学校,这个路径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民办学校。

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必须重新看待第三次分配。我的看法是,要基于第三次分配的特殊机制来构建真正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公益慈善领域。


▌价值理性也很重要

经济学家会按一、二次分配的逻辑来看待第三次分配,我的疑问在于,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分配,本应当是属于社会自治领域里资源的一种自我调剂。我获得收入以后,是不是捐赠、捐多少、捐给谁、捐给哪个公益项目,都应该是自愿决定的。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未尝不可。如果消费的对象不是有偿的物品或服务,而是一种美誉度提升、精神的愉悦,也会构成对价,那我们还会把它看成是一次独立的分配吗?

这并不是解构它,而是因为我有一种担忧:如果我是处在困境中的人,我有向社会求助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在制定《社会救助法》,这是政府对困境群体的救助。如果从社会资源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救助,会不会影响到我从政府获得社会救助的资格和权利?如果说在国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中,众多个体是基于权利要求对方给付的话,那么在三次分配中,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似乎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基础去提出诉求,也不见得一定就能够从社会领域获得救助。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以一、二次分配的逻辑来简单推导三次分配。但是,这并不是说第三次分配就没有意义。第三次分配指出了一点:价值理性也是理性,对社会的建构也很重要。

整个经济学都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上,即所有宏观政策都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来设计,靠市场机制调控个体行为,因此税收和价格会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调控手段。这种逻辑也会被带到第三次分配中,于是就经常有人说,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大家捐赠。但用税收政策去撬动慈善捐赠,用的还是工具理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它把个人推定为“为享受税收优惠,我才去捐赠”。这个逻辑不对。这是因为,无论多么优惠,优惠的额度都不会超过捐赠的数额。对于乐善爱施的人来讲,税收优惠是奖励的糖果,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驱动力。


▌慈善捐助是精神富裕的标志

一方面,从公益慈善发展的角度,我们的确要追求税收优惠政策。一个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所能获得的税收政策,并非优惠,而是基于其组织属性的正当权利。一个非营利组织怎么会有所得呢?没有所得,怎么会被扣所得税呢?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公益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它不是优惠,它是权利,要强调非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有其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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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益组织捐款,可以凭“捐赠票据”抵税。© 个人所得税APP

然而,仅仅凭借税收优惠撬动社会资源,可能会把一些资源释放到社会领域,但是不能把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唯一的杠杆。我们之所以从事非营利或慈善事业,绝非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是为了满足我内心的善意。这些事情的目的和动机很多元,可能是某一种价值观、理念、信仰,这都是社会领域精神富裕的某种体现。

请大家注意,讲共同富裕的时候,不能仅仅只有物质富裕,不能总是以数据把人们量化。为什么说不能仅从第三次分配理解慈善公益?因为它除了外化为数据和货币,更多是隐含于捐赠行为中、不能寄托在数据上的行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可贵的本质或要素。正是因为有了公益慈善,我们才有从精神层面走向共同富裕的可能。精神层面的富裕是不以贫富而论的,有些人即便贫穷,他的精神富裕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富可敌国者;而有些人只关注财富增长,他就穷得只剩下钱了。恰恰是第三次分配、恰恰是公益慈善,才定义了何为人的全面发展。


▌降低门槛 为慈善公益松绑

如何理解三次分配的协同关系,并真正建立基础性制度?决策者这次提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很多人跟我说,你研究慈善领域这么长时间,慈善领域的春天终于来了。实际上,我认为,慈善是不分春夏秋冬的,无论季节怎么轮换,慈善本身都一直在那里,很稳定。

如果看三次分配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贫富差距过大正是因为一、二次分配没干好。一次分配中,收入分配不合理及非法收入存在,按劳分配比例过低;二次分配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没做好,民生保障有待大力加强。要让三次分配去解决因一、二次分配没做好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这个负担太大了,我看真正的基础性改革应该放在一、二次分配方面。

按当下的中央政策,如果一、二次分配真能按这个路径走下去,第三次分配的用武之地反而小了,因为大量的问题会在一二次分配中得到解决。但这不等于就不需要慈善公益了,而是说,在三次分配中,更多社会资源会流向更具有生命力的、具有社会创新的公益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三次分配的改革应协同进行。

第三次分配方面,怎么构建基础性制度?我们知道,第三次分配的捐赠者和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并非先斤斤计较税收优惠才去行动,尽管这些优惠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国家对分配公平的追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造出一种好的制度,能够使大家从事公益慈善时,各种渠道更加通畅,更有利于建成美好社会。主要有两个建议:

第一,反思并改革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的登记和认定制度。在营利领域,商事主体的设立相对简单。比如你到浙江去,就是一条龙服务,“只要跑一次就够了”。我们审批慈善组织能不能也这样?能不能让慈善组织的登记也便捷起来?我们希望,当选择注册、登记时,一种跨领域、跨部门、跨时空的慈善目的也能得到认可,而不要被行政切割开,导致跨部门管理的慈善事业难以落地。再比如,在慈善制度设立方面,能不能对那些会构成障碍的规则做必要的修订?

比如现行基金会管理规则明确,同一家族的人,近亲属的人不能同时担任同一个基金会的理事。这个规则看起来很好,使基金会变得很公开、很有公共性,但实际上是反人性的。一个家族要设立一个基金会,最后被告知:你们近亲属里只能有一个人进理事会,他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基金会?他们怎么经由这个基金会达成意愿呢?这些问题必须反思。

第二,目前慈善领域缺乏基础性制度、基础性设施、基础性行业服务,必须尽快改变。任何一个领域,大量的服务是由成熟的中介机构和支持性机构提供,但是,我们做慈善事业时,慈善咨询服务很薄弱,慈善公益领域的税务、财务、法务,几乎所有的资源库、数据库等等,都处在初创期。

对这些问题,能不能加以重视,大力发展?我们对慈善组织从事商业活动的管制和约束,能不能也有所反思?既允许他们从事正常合规的商业经营,又能对把经营收入用于慈善事业的人,在税收政策上网开一面?要通过慈善领域的制度改革,让公益捐赠真正基于价值理性和志愿机制,这要比税收优惠政策还管用。

当下讲第三次分配,实际上我们是希望构建一个合理的机制,让更多的个体参与公益慈善领域,焕发他们内心本来就有的志愿服务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路径。

*本文整理自“年度对话: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论坛中金锦萍演讲部分,经嘉宾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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