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汤敏、贾康、徐永光、金锦萍畅论“共同富裕”(上)

编辑部
2021-12-15
全文6200余字,读完约需12分钟
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要避免运动式治理。要防止中央提出一个指导方针,行政力量就上阵唱主角。
慈善捐赠首先应当是捐赠者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非国有资产或公司经营资金,辅以完善透明的制度,激励更多的参与,保持可持续性。

李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大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金锦萍: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按发言顺序)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与误区

主持人:共同富裕是非常大的事情。前段时间我们采访了李实老师。他说,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是收入要高,二是差距要小。收入要高,是指人均GDP在现在1万美元的基础上增长2倍以上,可能要达到2万美元乃至3万美元;二是差距要小。目前无论收入还是财产差距都是比较大的,解决问题也是非常难的。中央提出这个目标,明确表示这是个大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解决问题可能有个阶段性,要逐步进行。我们先请李实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事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分步实现?
   
李实:关于共同富裕要分阶段推进,主要是基于设定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目标。从中央精神来看,目标比较明确:到2035年,要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我们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这并不是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实现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至少这是两个时间节点。

在这两个节点上,要确定一些相应的指标。共同富裕,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富裕,现在所有的人均指标只是处在全球平均水平上,共同富裕目标则是要让中国人将来的富裕程度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进入到全球最富的10%国家行列。我们离那个目标还很远,要不断提高我们的富裕程度。到2050年,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可能人均GDP要达到5万美元左右。
 
2035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大致的人均国民收入标准,就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是指收入水平接近发达国家,但还不是发达国家,像东欧的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国家的人均GDP现在大概2万美元,而且这些国家也还要发展。到2035年,即使他们发展速度比较慢,达到2.5万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人均国民收入上,我们到2035年,要争取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此外,共同富裕不仅仅包括收入,也包括财产,还包括公共服务,乃至精神富裕。这些方面,都需要细细地研究,以确定相关标准。
 
至于共享程度,没有绝对的标准。很多人提出,是不是共享程度也有个共同富裕的标准,比如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例如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不是应该下降到0.3以下?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收入差距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和收入差距的大小有联系,但是没有必然联系。到2035年,如果我们能够初步建成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制度安排,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达到基本公平、合理状态,能够让整个社会基本认同,我认为,这就可以说,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标准。
 
如果设定2050年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的目标,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国的宏观经济和人均GDP增长要保持7%-8%的水平,这个压力非常大。十年以前说人均GDP增长7%,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现在没人敢说未来30年我们都能保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所以到2050年这个时间节点,实现既定目标有非常大的压力。

第二个压力是解决收入分配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也不容易。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而且这种改革都是深层次、深水区,是过去想改没有改得下来的问题。未来即使推进,也不可能很快取得成果,需要很长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共同富裕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慢慢来,要从长计议。
 
总之,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方针,一是要尽力而为,坚定不移推进共同富裕,在未来50年甚至更长时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第二是量力而行,要根据中国的现实和发展条件,选择最有效的推进办法。
   
主持人:贾康老师作为财税专家,在您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不能急于求成,应该怎么避免误区?
 
贾康:避免误区有几个维度。比较明显、需要纠偏的,首先就是运动式治理。要防止中央提出一个指导方针,行政力量就上阵唱主角,结果有些企业界人士就很有压力了。举个例子,8·17会议之前,一个非常有名的互联网头部公司明确宣布拿出500亿人民币做公益慈善;到8·17会议之后,就表态说要翻倍、再拿500亿,总共就是1000亿。这对一般企业而言是天文数字。另一家头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在扫码支付上和前一家唱对台戏——但是实际中互相成就,竞争中大家都精益求精——就跟着来,也表示要拿1000亿,推动共同富裕。这样一来,一些地方官员就开始看似试探性、实际意图与压力都十分明显地对本地企业表示,你们是不是也要学习一下人家?企业界的压力就来了。在中国“强政府”的特定环境下,政府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你们要捐款,这就很容易走歪了,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合乎理性的公益慈善发展之路。
 
我内部听人说,本来第二家平台企业还要多捐些以示超出,但是信息到上层后,上面专门打电话说,适可而止吧,你们俩拉平就算了。这很明显体现出高层也在关注这个事情,知道不能造成互相攀比的势态。互相攀比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这段时间,社会舆论氛围对上述误区有所纠偏,但并不见得今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方面,需要更多正面地探讨,认真讨论三层次分配应怎样合乎规律、可持续地优化发展。
 
徐永光:现在一谈共同富裕,就出现误区,眼睛都盯着企业。中国当前的捐款总额中,60%以上来自企业,而美国的捐款总额中,企业捐款不到5%,公众个人捐款占82%。第三次分配的捐赠应该用什么财产?应该用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个人自由支配的财产包括企业家的个人财产和他的股权,而不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资产。
 
企业的钱,是做第一次分配的本钱。做企业首先应该履行法律强制的责任,包括给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要照顾员工的权益,解决就业问题,不要破坏环境,要依法纳税,还要顾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今天的新趋势是,股东利益可以滞后,企业要用自己的本钱,把市场蛋糕做大了,才能给第二次分配“造血”。第三次分配盯着企业要钱,把本抽走了,这叫做釜底抽薪,杀鸡取卵。所以,捐赠一定要强调自愿。中国企业家要有定力,现在中央已经给大家撑腰了,正确的选择是,先做企业家,再做慈善家,要hold住。

 
慈善捐赠的制度

贾康:同时,我也注意到,据报道,前面说的先拿出500亿后又追加500亿的这家平台企业,在企业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事业部来掌握这笔钱,做公益慈善。这和我过去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了解到的国际上比较标准的公益基金会的方式,还是有明显差异的。不敢说这一定是误区,但至少是在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存在差距。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捐款以后,这笔资金和原来出资企业切断关系,不是在原出资企业内部运转,而是完全在外面独立运作,有一套良好的管理规范,更能够帮助公益性资金运作者形成社会公信力,保持未来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性。
 
我30多年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注意到,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所谓第三部门——就是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之外的非营利部门——尤其是社会上的公益慈善主体,非常发达,甚至可以说是全球对比之下最发达的。这和美国建国时推崇独立精神,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经过所谓“进步时代”,把直接税作为从联邦到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有关。比如遗产方面,美国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是持续征收遗产税的,在以符合人的本性与社会性的制度设计来规范化地“抽肥补瘦”的同时,又把法定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引导和催化富人行为取向加上一些伦理道德特色,共同促成了美国第三部门的发达。
 
这种标准公益基金会的形式,就是钱捐出来了后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旨,可以按出资人自己的偏好设立,法律保证这种宗旨的贯彻得到监督。要由出资人的家族成员、社会贤达、相关专家合在一起,成立一个理事会,从战略层面上指导怎么做安全投资,把投资增值的部分,年复一年用于明确的基金会公益宗旨。宗旨可以大到维护世界和平,也可以具体到资助关于肺癌的研究和治疗。

个人和公司的钱捐出来进入基金会后,是没有返回去的任何可能性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访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问,洛克菲勒财团赫赫有名,但是这些年发展势头似乎不太好,有没有可能从基金会调出一笔钱来支持财团的生产经营?人家回答非常干脆:不存在任何可能性,一分钱也调不回去。

所以我觉得,更专业的做法不是在企业内设立一个事业部,而是真正按美国这种国际经验成立独立的公益基金会,这才能让机构的公信力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当然,中国不一定一步就能走到这样,比如,这两家各出1000亿,值得鼓励。但是捐了后,这些捐款要真正经受各个方面的追问、审计,保证公信力的可持续性。这方面,我们还得注意借鉴国际经验。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说法就是,洛克菲勒财团可以不复存在,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永远存在,因为他们有把握做安全的投资。典型的另一个例子,是按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基金会,每年非常清楚地公布增值部分有多少。每年诺贝尔奖金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增值多少分多少。牢牢保证本金的安全,只用投资的增值部分,就可以不断往下做,这样诺贝尔就流芳百世了。
        
主持人:有读者提问,经济学家一方面说,要让劳动价格或工资由市场决定,一方面又说,要做好第一次分配。这两个说法似乎是矛盾的。汤敏老师,您作为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工资或者要素收入由市场决定,同时又要做好收入的初次分配?这个矛盾怎么克服?第二个问题,刚才徐永光老师讲,在中国,个人捐赠占比较低,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个问题。
   
汤敏:第一次分配是以生产要素,以市场机制来分配,这个没错。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有矛盾?因为在第一次分配时,并不是很完善。刚才李实老师就讲到,我们第一次分配中要素分配本身并不是公平的竞争状态。比如说,垄断行业在第一次分配中分的钱多,并不是因为它竞争能力强,而是靠行政垄断的方式。第一次分配的确是要靠市场,但应该消除那些不公平的竞争;更公平了以后,凭生产效率分钱,并不矛盾。
 
第二个问题,我非常同意徐永光老师说的。为什么不能让企业过多地捐赠?上市公司的捐赠是执行者代表股民捐赠出来的,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程序。例如,国有企业是代表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捐赠——特别是当政府有一些大号召的时候——非常慷慨,但是他捐的实质上是全民的财产。国有企业交了税以后,剩下的相当多部分需要交给财政。这样捐赠就等于用全民的钱,所以这方面确实要有比较好的机制。
 
捐赠最好是个人捐赠为主。当然,慈善捐赠在中国只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老百姓的小额捐赠也没发动起来。现实的方法至少应该让企业像“希望工程”那样,在平时有稳定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大灾大难的时候,号召大家捐款。要实现这一点,这需要机构努力来创新。
   
金锦萍:我觉得,这个话题还得继续往下讨论。为什么我国看起来个人捐赠数量比较少?首先是统计渠道。在美国,个人捐赠后,税务部门的数据就能非常清晰地显示个人捐赠的数量。但在我国,很多人捐赠不会去要求享受税前抵扣,捐就捐了,因此无法从这一渠道来统计。

实际上,还有很多人的捐款可能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益捐赠,尽管从资金给付方而言,也是一种爱心的表达。比如像轻松筹、爱心筹这种个人求助平台,主要是处于困境中的个人求助。这种情况下,你给他钱,从你的角度看似乎是捐赠,但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赠与,而非捐赠。这个赠与的数量,每年也应该有几百个亿,其中掺杂着私益赠与和公益捐赠。此外,社会上还有其他的机制,比如传统的邻里互助或单位的互助互济等。
 
二者,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国社会和文化还在发展、转型时期,很多时候我们会仅仅区分自己和他者,会以为自我以外的,均属于公益范畴的。但实际上,西方法律上需要区分受益人是否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此在捐赠人和受益人中间需要有一个慈善组织,例如一个独立的基金会,将资金捐给基金会,目的是切割捐赠者和受益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但在中国,人际关系更多是涟漪式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多时候会通过亲疏关系分配资源。不少困难可能通过互助互济就解决了。

所以,个人捐赠占比低,与公益慈善的统计口径、各国的文化差异有关,不能简单说中国个人捐赠比例就低,也不能说某一渠道的统计数据偏少,社会缺乏温情。
   
贾康:我补充一点观察,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比较早的时候,热点还真不是企业捐赠,而是个人捐赠。比如“希望工程”,我都参加过。个人捐赠进入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当时非常清晰地就是基金会的形式。但是,后来为什么热点转移到企业捐赠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历史情况。

“希望工程”开始非常明确:一人每年出300块钱,就可以救助一个孩子完成义务教育。同时,承诺这个孩子每半年、就是一个学期,给你来一封信,说明他怎么样学习的,成绩如何。当时从电视看了后,我和爱人当场决定捐一份。我们当时希望捐助江西革命老区的一位女孩子,捐赠后确实很快就有了回音,这个钱到位了。我们曾经收到过一封信,但再往后就石沉大海了。本来,我们还很有兴致考虑再捐赠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我曾经给受助者写过一封信,说希望你在老师的帮助下说一说你后来的学习情况,但是,继续地没有任何回音。
 
这方面本来设有一个互动机制,但在“希望工程”运行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有效实现后续的互动和沟通,挫伤了个人捐款积极性。据我观察,美国以个人捐款为主,钱款也大都是规范地捐助给基金会。不光是洛克菲勒、盖茨、巴菲特,大众捐的钱进了各种基金会后,能够不断地看到信息披露,大家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持续性就比较好。
 
中国在慈善公益领域,后来又出了另外一个事。“希望工程”影响相对较弱后,中国红十字会曾经高调过一阵,但很快又出来“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这么多年抬不起头来。中国的个人捐赠后来就越来越没有热情,变成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明示或者暗示让企业主捐赠。总之,这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有关,但是这样一来,似乎与国际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事我必须回应:贾康先生当时你应该继续跟进不放我们当时发现,在陕西子长县一个学校,校长把捐助的钱给了自己的孩子和乡里干部的孩子。捐款人去了解资助情况,发现孩子穿的衣服不像穷人家的孩子,发现这是假的!这个事情被揭露后,校长被撤职乡干部受了处分也就是说,如果捐款人参与,问题是可以及时被发现纠正贾康先生热心参与希望工程还发现了我们管理上的短处。非常感谢!如果当时您继续跟进、继续调查,肯定会让我们的管理做得更好。

金锦萍:这个问题,我得澄清两点:一是捐赠人体验,另一个是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这两个还不是完全对应的。从捐赠人体验角度而言,捐赠人希望能够掌握被捐赠者的信息,形成良性回馈驱动机制。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一对一”捐助有个问题,其实会让受益人感受到好像必须承担感恩的义务。这相当于说,这些捐赠是牺牲受益人一定的尊严和隐私来换取的。其实从伦理观来讲,我不是特别提倡这种方式的“一对一”捐助。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指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公允地讲,就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义务而言,我国的规定已经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立法模式了。慈善组织的公开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定公开义务,一种是自愿公开义务。法定公开义务应该是比较轻的,因为只要做到法律的基本要求即可但是公募型的慈善组织,是需要获得大量社会支持的。信息公开得越多,收获的支持也就越多,于是公募型慈善组织会自愿公开更多的信息,但是依然不能把这些自愿公开的信息直接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目前业界出现一种新的创新机制,称为捐赠人意愿基金(Donor Advised Fund )。例如又快到年底了,从税务规划角度,有些人收入高,就会面临高额所得税。公益捐赠是合法合规的税收规划。DAF就是美国一种颇受欢迎的税收规划。面临高额个人所得税的人会捐一笔钱进基金会,可能那时还没想好怎么花这笔钱,无妨,先捐出来,放在这里,设立一个捐赠人意愿基金,就可以获得当年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抵扣资格,然后再琢磨怎么去花好那笔善款。这在美国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募制度,撬动了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的捐赠意愿。他们无法如高净值人群那样设立自己的基金会,又想充分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愿。如果我们利用捐赠人意愿基金将这个群体撬动了,捐赠额就会很可观——当然前提是先把中等收入的群体做大。所以很多时候,不能简单对比国与国之间的个人捐赠数据,毕竟它和一个国家背后的文化、发展阶段和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圆桌交流部分未完,敬请期待精彩对话(下)

*本文整理自“年度对话: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论坛中嘉宾圆桌交流讲部分,经嘉宾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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