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行动,为了共同的命运

编辑部
2022-01-24

2021年,南都观察聚焦“共同富裕”,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年度对话系列),除了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对于社会、企业、个人而言,共同富裕又意味着什么?


共同富裕,指向一个理想社会,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理想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回望2021年,反思过去一年的生活,思考我们将如何到达那个理想。

 

 

格子间的年轻白领


繁华大厦的玻璃幕墙,折射着大多数城市人生活的焦虑。

 

他们抱怨加班的痛苦:狼性文化倡导下,不加班就是不上进。但真正“取消大小周”又怎样?手机互联网时代,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不准加班,因为从不下班”,取消加班制,又不给加班费,多出的工作时间犹如被公司“白嫖”,形同公司给员工降薪。(“抗议取消大小周”,是真的乐于加班吗?

 

最终,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无限重叠。对私人生活的追求早已萌芽,城市新兴群体试图抛开中国公私不分的传统观念,努力营造生活,而现实,只留给人们随身携带的电脑和24小时畅通的手机。(为什么中国人不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即便离开工作,又能生活在何处?租不到房,买不起房,还不完贷,住房焦虑笼罩着一代人。选择单身独居的青年纷纷养起宠物陪伴自己,遇到意外被锁在浴室里仍呼救无门。城市化发展带来原子化的个体,相互连结的市场之外,户籍与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仍制约着青年的公共生活,即便离开工作,也只能通过网络弥补现实生活的空虚。独居青年的出现,是中国转型的结果,转型中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发育不良,为更完整的个体化制造了困境。(一半自由,一半漂泊:市场与社会夹缝中的空巢青年

 

走过青年时代,35岁似乎成了职场危机的分水岭。网络上,人们讲着“35岁以上的老员工消失了”的鬼故事,讲着“35之前是‘人力资源’,35之后是‘人力成本’”的段子,但究其根本,35+危机,是有能力在舆论场发声的知识阶层的35+危机,是中产焦虑的投射。(35岁危机:真实的困境还是夸大的焦虑?

 

人到中年,遭遇百种忧虑:能否维持已有的经济社会地位?子女的教育又如何?甚至开始忧虑自己和家人的“身后事”——墓地售价逐年升高,制度和政策限制着土地的使用,但却无法磨灭人们根植血脉的传统,愿政策多一点关怀,回应人们“生于此,葬于此”的渴望。(墓地贵过房价:“住不起”,也“死不起”

 

说到底,墓地也是房地产的一种,与住房一样,受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制约。而破解土地难题,增加住房供给,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加快房地产税改革,给地方政府以稳定、可持续的收入;另一方面要在规划法定、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让城郊农民也可面向开发商卖地,甚至自己当开发商,建设更多的住房。如此一来,才可以缓解青年人、甚至中年人的住房焦虑。( “安得广厦千万间”,怎么消除大城市青年人住房焦虑?

 


千万条路上的打工者

走出高楼,他们的身影在路上飞驰而过。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便利时代。外卖、快递、家政、打车……所有的便利,都建立在无数“零工”劳动者辛勤工作的基础上。零工经济,是当下互联网时代极其鲜明的现象。它突破了传统的劳动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也给零工带来了新的权益风险,自由和灵活的反面,是无保障与无发展。(外卖骑手这样的“零工”是自由灵活的新天地吗?

 

如果不幸遭受工伤(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还是互联网零工),生活将会被彻底改变。即便有了医疗费,得到赔偿,但是受工伤的人的生活变故才刚刚开始,而政府与企业都将工伤赔偿作为工伤事件的终结点,但之后,他们还会面对严重的再就业歧视。我们看到,现在政府已出台相应政策,一些NGO也正在关注受伤劳动者的权益和生活。但无论是传统工人还是网络平台零工,最大的奢望是不再有工伤发生。(工伤之后,如何回归社会

 

2021年9月17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指出外卖平台已通过第三方公司把骑手与平台有效隔离,这种“推卸责任”式的契约关系引起大众热议。多数骑手并不上社保,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保对骑手来说过于昂贵,另一方面是骑手们的观念使然:“社保不管用”。总体来看,90后、00后等年轻骑手较少考虑社保,70、80后打工者则不得不认真考虑。对外卖骑手而言,缴纳社保是很重的负担,同时,他们还要应对强势的平台,难以掌控劳动时间和强度,乃至自己的身体和着装。(骑手们看社保:交不起还是不愿交?

 

平台的行为不容忽视,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谴责互联网平台。缴社保,对骑手而言,可支配收入会大幅下降。现行《劳动合同法》施加给平台和骑手的义务太重,以致于双方均无积极性签订劳动合同。正确理解平台骑手权益保障的复杂性,需要考虑现行社保体制的缺陷、考虑互联网就业的特点、劳动者与平台的双向选择,而不是以平台“剥削”一言蔽之。(谴责平台无助于保护外卖骑手

 

我们常常说,“改变脆弱群体被忽略的状态,就是改善他们处境的开端。”这没有错,但改变首先要“看见”,而“看见”本身是远远不足的。我们要做的,是理性分析,全面考虑,让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有针对性,这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治理和长治久安的路径。

 


时代旧屋下的中年


折叠的超级城市深处,破旧的低矮平房,“城市底层土著”挣扎着生存。

 

他们曾是被羡慕的城里人,却被卷入中国第一场失业浪潮,错失了购入房产的机会,只能居住在廉租房里,为生活必需品锱铢必较。他们偏离人们对城市土著的刻板印象,被媒体、被政策、甚至被他们的家乡所抛弃,丢失了过去,看不到未来。(城里的月光,请照到高楼下的旧屋

 

他们是中国2亿灵活就业者中负担最重的“4050”一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低学历、少技能、常年打零工,他们是如此脆弱不堪,甚至无法独立缴纳社保。(交不起社保的70后)——这意味着,他们还将面临医疗、养老等困境。为解决现实问题,全国多省份正在推行名为“助保贷”的贷款产品:用银行贷款缴社保,退休后再用养老金还贷款。然而,看似银行、政府、个人皆大欢喜的试验背后,仍然看不到公共政策的深谋远虑,更多是一种得过且过,可能只是把眼下的困境推迟到可预期的未来,而很难说是社保体系的创新。(贷款缴社保,靠谱吗?

 

“助保贷”仅是社会保障体系为特定人群提供的试验产品,而延迟退休,则将是一场影响每个人的变革。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表示,即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推迟退休,实质上是改变社会的抚养比,增加社会劳动的总量,缓解养老基金亏空问题。进入老龄社会,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同时,答案并不唯一、路径尽可多元。比如放开生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多元化养老……(延迟退休:奶奶继续上班,妈妈在家全职?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人口数据,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仅48万人。中国人口趋近零增长,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人口转型(宋健: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国家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旧的治理亟待调整,必须实施新的政策。可以改变的,还有很多:让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国务院领导小组成立后,未成年保护工作的下一步是什么?),让青年不必“啃老”(年轻人“啃老”,老年人“啃”谁?),让夫妻放心生育(避免“生育惩罚”,性别友善政策才是鼓励生育的良方)(什么样的房子能装下三孩?),让天下所有的老人,安享疫情后的每个春夏秋冬(老人们又迎来一个寒冬)。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站在2022年的开端,回望过去,越过2021年、越过二十世纪、越过公元……回到我们的祖辈在黄河淮水畔栖居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一直在期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也有诗人吟啸着“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身处茅屋却苦吟“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从来没有成为现实。那么,我们过上祖辈追寻的幸福生活了吗?

 

是的,我们不再颠沛流离,却因疫情寸步难行;是的,我们衣食丰足,却仍有人居无定所;是的,科技革命让我们看似拥有一切,但一场大流行,使我们不敢轻易许诺未来。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性,而个体太脆弱。限制、意外、禁止、波动……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落在一个人的生命上,重逾泰山,这是人类社会的重量。


面对这份沉重,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学会思考,审慎地抛出问题,理性地回答。


我们学会发声,为自己表达,替弱者鼓与呼,让声音被看见。


我们学会理解,人与人、群与群,彼此尊重、信任、关怀、守望,走向一个共同的未来。


愿2022年,每个人都不必独自担负。


本文执笔:郑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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