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两地分居的“老二代”

何曾
2022-01-19

何曾,前媒体人

全文30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编者按: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截至202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4.1260亿人,比2020年末净增加48万人。就年度新增人口看,5年前(2016)还是906万,到2020年约为204万,2021年该数字则大幅降至48万,中国人口将很快进入负增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人口负增长将持续深化。

与之伴随的,是中国日渐加剧的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4.2%,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深度老龄社会,将带来一系列问题。现实中,很多老人,不仅没能颐养天年,反而不得不“发挥余热”,既要为儿女照顾孙辈,还要赡养比自己更老的长辈,甚至不得不忍受夫妻两地分居之苦。今天推送的是一些老人“退而不休”的故事。


春节快到了。

 

陆永浩已经很久没见到妻子。

 

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上海,妻子赶过去帮忙带娃,转眼间,老俩口已两地分居了七八年。妻子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三年前的事儿。

 

“她回不来,我去不了——她忙小的,我帮老的。” 陆永浩一脸无奈。

 

陆永浩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民,但他的家庭,令不少村民羡慕——两个孩子比着争气,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老父亲曾参加过援朝战争,上世纪50年代退役回乡,如今拿着每月1000多元的优抚,村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老人,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逢市、区等各级领导年节登门看望慰问,陆永浩都 “跟蹭”一脸荣光,点头应承一定要守住“宝贵的精神财富”,让老人家安享晚年,但当众人离去,陆永浩会悄悄地尾随村干部递烟攀谈,打听周边企业最近是否需要人手。

 

2020年初,陆永浩的95岁老父亲股骨骨折,在县医院住了整整17天,花了将近3.7万。

 

“报销后我们出了7000元,经济上还能扛得住,父亲恢复得也不错,但经过这一次折腾,我更不敢去远处找活了。” 陆永浩说。

 

帮儿子还房贷,是陆永浩眼前最大的经济包袱,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还得为自己攒一些养老钱,近些年,他一直靠出门打工增收。

 

陆永浩是父亲二婚妻子生下的孩子,照顾父亲的重担,多年来都由他独自一人扛下。父亲已是高龄,身边离不开人,他只能在家门口找活干,虽说工资低、挣钱不稳定,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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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日间照料中心,多为8旬、9旬老人。© 王力 摄影


白天在外干活,回不了家,陆永浩就请了一位本村妇女帮忙照看父亲,顺便给老人做一顿午饭,按一天50元的辛苦费“意思意思”。

 

这一进一出,每月忙活下来,进账不了几个钱,更让陆永浩难以说出的苦楚是,自己已经62岁了,却与妻子天各一方。“她在那边劳心劳力,打电话都顾不上多说几句;我这身体,也在走下坡路。”

 

一家两代老人、四世同堂,上有高龄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年幼的孙辈需要照料,是陆永浩的家庭现状,也是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下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陆永浩所在的村,是一座有着2000多人口的村庄,60~70岁出头、却既要照顾老父母、也要照顾孙辈、被困在多重责任之间的“老二代”不少。像陆永浩一样因各种现实因素、不得不与妻子常年分居两地的家庭,则需要承受着更多的生活压力及精神压力。

  



与陆家相距不远的陈晓强,和妻子两地分居也近三年了。

 

“66岁喽,还在做免费保姆。”每当有人问起妻子,陈晓强都半开玩笑地补充一句。

 

2019年春天,小儿子一家新添二胎,陈晓强的妻子离开家乡,坐了一夜火车到了长沙,此后包揽下儿子家几乎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照看小孙子。

 

“老了老了,过上光棍生活了。”冬闲,蹲在家门口晒太阳,陈晓强与村里的老伙计们聊天打趣。

 

村里人都知道陈晓强走不了,他的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此前只忙地里活、几乎从不下厨的陈晓强,自从妻子去长沙照顾儿子一家,他每天除了给自己糊弄一口吃的,更多的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给母亲做适口的饭菜。太难为人了!

 

去年,村里新开办了一所日间照料中心,相当于“托老所”,每月只收费260元,为老人提供助餐、助医、助急等服务,村里70岁以上、生活能自理的老人都可以报名,陈晓强的母亲也搭了伙,一日三餐再不需要他费心做了,省了不少心。从此,每天除了早晚接送老人,陈晓强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田间地头,还新栽植了桃树。近5亩地,全靠他一个人忙前忙后。

 

“我每月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不种地,吃啥喝啥?” 陈晓强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想找一个短工活,都没人愿意要,只能从地里刨食。”

 

在陈晓强的心目中,到了他们这一代,“养儿防老”早已成了奢望,和一句自嘲的话。

 

传统观念下,子女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如今,子女们都早早地外出务工、就业了,无法为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买房后,每个月动辄要还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贷款,压力很大,不啃老的都能跻身为“励志青年”。而更令人苦恼的是,如今,连老伴也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为孩子们的家庭奉献余热。“老伴老伴,老来相伴”,暮年却难见一面。

 

其实,陈晓强的妻子也和他聊过若干年后一起留在长沙的可行性。但去了长沙,老两口住哪儿?都和儿子、儿媳一家子挤在一起、搅在一起吗?免费的保姆还被要求很高、很多,日子久了硝烟四起、易生嫌隙。村里的家,毕竟是一个根儿,舍弃不得。

 

“三年都没见过媳妇。如果儿子再生个三胎,她更回不来了。” 陈晓强表情复杂、深叹了一口气:“今年春节,又是我一个人陪着老娘过年。”

 



放不下的儿女,回不了的家。与两地分居的农村“老二代”相比,城里“老二代”长年分居两地的也比比皆是。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的数据显示,73.29%的老年人都提供隔代照料。一头是孙辈,一头是高龄父母,已经重担在肩了,如果为了家庭,“老二代”们再迫不得已两地分居,更是令人身心俱疲。

 

吴汉良与妻子,都是一座地级城市的科级干部,妻子在单位做了多年领导,一内退就到了上海,帮独生女儿带孩子,此后五年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很少回家。

 

吴汉良也提前退休了,但上有9旬老母亲,离不开人。虽然有哥姐可以帮忙,近些年,照顾老母亲的担子,基本都是吴汉良一个人挑着。他生活比较精细,自信能让母亲生活得舒适、安心一些。如果让母亲每隔几个月到各家轮流住,刚熟悉环境又要离开,他看着也实在有些不忍心。

 

吴汉良的女儿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女婿也是学霸,小俩口在上海的工作单位都不错,但结婚买房,吴汉良与妻子仍前前后后支援了150多万元。“向亲友借了一部分,又卖了我们自己的两套房,才筹措出这些钱。” 吴汉良笑得苦涩:“现在都不敢回头想,这么多现金,当初是怎么捣腾出来的。”

 

每逢春节,或五一、中秋,吴汉良就把母亲安顿好,买一张卧铺票奔往上海。但在那座城市,他从不多呆,也不愿意多呆。

 

在上海,和女儿、女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每天早晚进进出出太不方便了。他和妻子挤在一间面积很小的次卧,还有孩子天天吵闹不休。吴汉良想不通,一向养尊处优的妻子,这些年究竟是怎么隐忍地熬过来的?

 

与朋友们饭桌上相聚,吴汉良也遇到同样境遇的老友,彼此拍拍肩膀,惺惺惜惜一番。他们都出生在六十年代,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养育的多是独生子女,如果孩子在遥远的城市扎根,家里又有高龄父母,几乎都是妻子们去帮忙带孙辈,丈夫们在家留守、陪伴老人。

 

“在隔代照料这件事上,我们这些做爷爷的,除了能提供一些经济支援,基本没有其他利用价值,碍手碍脚还遭子女嫌弃。” 吴汉良说。在他看来,“老二代”可能是“孝道”文化的最后维系者了。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对为了自己耗尽心血的父母,并不懂得感恩,因为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

 

2021年,吴汉良的老母亲摔了一跤,卧床不起,仅靠家里人手很难照顾了,不得已送进了养老院。没多久,吴汉良就在距养老院相隔不到100公里的一座城市找了份事做。虽然退休金足够衣食无忧,但女儿女婿想在上海换套大一点的学区房,经济上肯定还需要继续支援。

 

此外,吴汉良的心里,也早早埋下了一个计划,希望在距上海不太远的城市,今后添置一套属于自己和妻子的房子,“上海房子是买不起了,只能看看附近城市有无可能,哪怕五六十平米也行,和女儿一家,能走动方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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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伴无法相伴,天各一方。© Pixabay


61岁生日,吴汉良点了一份外卖,一个人静静地享受了晚餐。

 

岁月匆匆,不知不觉步入花甲之年,却从未想到,老来伴、难相伴。眼看着疫情没完没了,到处都追着核酸、隔离,今年春节,是难以去上海团聚了。

 

年轻时,吴汉良设想过自己退休之后的各种优悠生活,种花、下棋、钓鱼、遛鸟,却独独没想到今天。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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