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公益,守望可期待的公共生活

南都观察
2020-02-07
“新冠”疫情带来新一轮的公共卫生危机,众多自发形成的志愿者团队加入到疫情防控的各个方面,众多捐款用于应对疫情。


回溯到2003年的“非典”,陕西省妇女研究会是为数不多的从一开始就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民间机构,其负责人高小贤后来撰文总结道,民间组织能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突发事件可能会超出了政府体系正常的决策范畴,而NGO没有那种严格的程序,面对突发性的社会事件能很快地做出反应;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中具有效率优势,具有政府部门的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同时又以更类似于企业的方式运行;此外,政府推出的应急政策一般都是统一化、标准化的,对于少数群体的需求可能一时无法顾及,而NGO的公益性及多元化,恰好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的服务上。

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中出现在各地、各领域行动的志愿者,草根NGO积极参与救灾援助,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捐款纷纷涌向灾区,截至2008年12月,各界为灾区捐赠款物达751.97亿元,其中个人捐款达458亿元,首次超过企业捐赠。北京奥运会则极大刺激了国内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当年中国志愿者至少增加了1472万人。这一年也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公益元年”。

在时间节点和统计数字之外,是个体善念的集合与公民精神的凝聚。

汶川地震中,志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紧急救援,众多公益组织就地产生,“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是其中之一。地震十年后,“中国心”在北川租下几亩土地,开办“妈妈农场”,由当地困境家庭的家长参与运营和劳作,也面向城市的孩子开展自然教育。除了安排“妈妈”们劳作赚钱,农场也细微体察她们的心理动态,给予她们家庭之外的另一种支持。地震后,北川的“妈妈农场” | 留守在家的妈妈们

▲ 从北川安昌镇镇区进入沙汀路,沿右侧一条小路,再大约1.5公里的路程,就到了位于东升村的“妈妈农场”。 © 南都观察


之所以格外关注“妈妈”,是因为在有了孩子之后,绝大多数女性的时间会迅速“贫困”下来,在工作和原本的家务之外增加照顾孩子的劳动。这在“流动妈妈”身上会衍生出另一份“真切”。既然无人看管,那就抱团取暖。在广东一个城市社区的“兰欣公益”里,其发起人之一朱小梅说:“我们(打工者)很想分享到应该属于我们作为社会一份子的应有的福利和待遇,可是没有,我们只有共同去创造。“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就自己帮自己” | 外出打工的妈妈们

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中国有约2.47亿流动人口,其中受影响的儿童是1.03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说:“他们(儿童们)的肩膀将要承担国家未来发展和建设的重大责任,而相较于他们需要承担的责任,我们今天为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公民,今天的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共和国的模样。儿童将在未来承担更多,而我们为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大学生支教是留守儿童接触外界的一处亮光,但也遭到很多人质疑,质疑大学生支教既不够专业,也不够持续。果真如此吗?在兰茜看来,教育分为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学校是正式教育,大学生擅长的则是非正式教育。而现实中,中国的公益机构可能很难找到那么多专业的老师投入公益夏令营,基金会也可能对此欠缺资助意愿,一定时期内依然只能依靠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支教更重要的意义,是带给孩子们“生命推动生命的个人化影响”。大学生支教既然不够专业,为什么还要做?

助残也是中国公益的内容之一,而狭义上的“助残”更像把残障群体视作“非正常”、“弱小”、“需要保护”的少部分人,给他们划定未来可能的图景,名义上是帮扶,实质上是排斥。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严重缺乏残障人参与,残障群体严重缺乏领导力的社会。有太多中国式“身残志坚”故事,但身残志坚绝非残障群体前行的初心和动力,他们是被社会对残障人的恶意和不公的制度硬生生逼到这条路上来的。“身残志坚”成本极高,却只能由残障人士自己承担。“身残志坚救不了中国残障人” | 写在国际残疾人日之际

▲ 任宗毓幼时因患小儿麻痹落下严重的下肢残疾,但他学习优异,18岁时成为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镇堂沟村小学一名乡村教师,至今在这一岗位上已坚守了38年。 © 再来残障互助


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无障碍设施”的数量作为衡量城市文明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无障碍设施看起来增多了,但一部分却仅仅只是摆设,实际功能恐怕离无障碍的距离还很远,甚至,无障碍设施本身就成为城市中的障碍。“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意外身亡,“无障碍”有名无实的尴尬困局如果城市中的各种设施是无障碍“硬件”,那么盲文等残障人士认知世界的工具可以看作无障碍“软件”。2015年,国家推行新的“通用盲文”,平衡地实现了新旧衔接,易学易用,方便了视障人士的学习生活。用另一种方式获取光明,视障人士如何观察世界?

在与残障群体互动时,我们可能过于关注他们身体上的缺陷,从而不自觉地把他们“简单化”,这种不准确的认知方法源于我们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最后形成所谓的“歧视”。而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残障群体同样拥有“对梦想的追求、家人的爱、童年的快乐……”那些隔阂自然慢慢消解,有些平等来得艰难,却再正常不过。有些话也许并不是“歧视”,只是“没有意识到”

公益组织同样是环保事业的呼吁者和践行者,“环保”是过程也是结果,由于牵扯到多元利益相关方,环保话题在当代语境逐渐敏感。公益组织从只会监督“告状”,逐渐学会游走其中,穿针引线,成为沟通政企与公众之间桥梁。

就像“河流守望者”们,为了解决问题,他们选择采取更柔性的办法,带领市民探访水源地,参与者中很多是亲子结伴,孩子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写成明信片寄给市长,也得到过市长的书面回复。因此,市民们提升了环保意识与公益参与感,政府部门也能直接了解公众诉求。从“告状”到合作,一个环保组织的“进化”你喝的水安全吗?| 他们把污染信息写成明信片寄给市长

▲ 志愿者在水源地附近清理河滩垃圾。© 南都观察


还有成都的“义仓”,来源于古时的概念,被现代人演绎出更丰富的内涵。相比于纯粹政府组织的社会救助,“现代义仓”参与式社区互助体系,不仅形成了社区互助资源,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动员了社区成员的公益参与,人们在参与互助,建立起信任、友好、尊重与爱心,构成了社区网络。“你好,邻居” 丨 体验一场古代义仓的当代试验

中国公益发展道路崎岖,除逼仄的外部环境外,其内部也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桎梏。于是,坎坷之处往往以具体事件的形式向外界输出,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2011年,“郭美美事件”爆发,公益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后数年,中国慈善捐赠元气大伤。回过头看,郭美美事件的真正冲突在于,传统公益慈善被勃然爆发的社交媒体打了个措手不及,传统体制沉疴被成千上万倍地暴露于日光之下。郭美美出狱,她曾怎样刺痛中国公益

近来,公益深水愈发暗流涌动,冲击出寒冷破碎的水花。

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水滴筹“扫楼”地推,不禁让公众质疑:自己的善心是否被公益筹款当作一门生意?而且,这类组织与公众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所谓“社会企业”,其名实是否相符?金锦萍评议水滴筹事件:模糊的边界,糊涂的爱理论上,尽管任何社会事业都可以选择任何合适的组织形式(或者机制)来从事,但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法律规则或运行逻辑。包括水滴筹在内的各大个人求助信息平台,如果不做出结构性转变,仅仅凭借事后补救,那么类似事件将再次上演,公众对这一救助模式的信心将再次遭受重创。须谨记:有些事业只能采取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或者采取志愿机制)方能恪守其宗旨与使命。金锦萍再评水滴筹事件:为什么个人求助信息平台更应该选择非营利机制?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的“春蕾计划”因为将女童专用救助基金挪用给男生,又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金锦萍认为,“儿基会”的做法确有不妥,其根本问题在于:作为公益项目,却随意变更目标。因为目标是公益项目的灵魂,是公众对项目的认同途径,也是形成公益品牌的必备条件。所以,只要项目针对的社会问题尚未解决,那么项目目标就应一直坚持下去。金锦萍评“春蕾计划”事件:公益项目为何不可随意变更目标?

公益项目的持续性对捐赠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次捐赠,不是简单地抛出善款,而应该继续关注项目运行,要求反馈和成效,对自己捐赠的每一分钱负责。你捐的钱都被怎样花掉了?

以上是南都观察过去在公益领域的部分观察和反思,相比政府与商业,人们普遍对公益的了解较为欠缺,但又难免会对它寄予厚望,发出“公益是社会上最后一块净土”的感叹,当发现“净土”同样会沾染尘埃,难免感到失望。我们选择继续守望,并“时时勤拂拭”,因为我们还有期待,期待公益能够继续改变、创造着,期待公益承载我们持续萌发的公民意志。守望公益,就是在守望我们可期待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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