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一直很听话,为何被淘汰

维舟
2022-02-22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9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


这其实假定:有某个比你更聪明、更强大的存在能够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一切,你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交付自己的信任,让渡自己的权利,安守本分,不要添乱,以此换取一份安稳的小日子。


西安封城时,我曾问起一位当地朋友的状况,他说自己还好,早早看出形势不对,就带了办公用品回家,在家囤了足够好多天生活的物资,真正遇到难处的,多是那些平日“听话”的亲友和同事,因为他们相信上面都能搞得定,“不会有事的”。


刚开始那些天,大家都比较轻松,居家办公嘛,权当休假,甚至还有说有笑晒厨艺,慢慢地就没人说话了。到买菜最难的时候,有些人租住的小区缺乏相应的条件,家里也没炊具,就只能靠馒头和泡面度日。这位当地朋友震惊地发现,周围很多人哪怕人到中年了,“但对社会运行非常无知,盲目乐观,结果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温饱危机了。”


这些人,往往正是平日里最顺从的“工具人”,自己没什么想法,只是忠实地执行,用我这位朋友的话说:“就像是机器人,永远服从指令,除非自己的零件坏了,遇到了切身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从没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无从措手,只会卡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茫然等待。”



▌“乖孩子”的困窘


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国内传统的教育理念一贯都教导孩子要“听话”,鼓励对权威的顺从,因为默认的系统设置是“听话才有糖吃”。由此培养出来的是一个低自尊、不独立的自我,因为这其实假定:有某个比你更聪明、更强大的存在(其原型无疑是家长)能够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一切,你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交付自己的信任,让渡自己的权利,安守本分,不要添乱,以此换取一份安稳的小日子。


越是传统价值观深厚的地方,越盛行这样的理念。当然也不独中国如此,《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社会常常鼓励人们把团体想象成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统治精英则根据成员的顺从和表现来分配:“不听从命令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失去似乎已经获得的体面生活所需的特权。一个人越是听话,就越有可能获得特权、医疗服务、精英教育,让子女获得好工作等等。”


可想而知,这会在无形中塑成一种文化气氛,将听话、忠诚、孝顺认定为理想的品德,而非挑战权威。哪怕有时他们也感觉屈抑,却很难萌生出对现状的不满,而是以一种极强的忍耐来肯定现实,因为一切都“没办法”,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别多想,也别废话,照做就是。


与此同时,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默认为应当对群体有利,因而但凡是“个人”动机的东西,就很容易被谴责为“自私自利”,从道德上贬低,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听话”——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无条件信任权威,一切自然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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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罗的《瓦尔登湖·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   © Pengiun.com.au


当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能平稳运行时,这么想也有其合理性,甚至很可能会在生活中得到再三印证。但当社会发生变动时,越是“听话”的个体,越容易陷入茫然,因为他从未被鼓励发展出足够的自主性去应对新情况。


漫画“职场槽多多”系列中有一篇曾引起无数人共鸣:多多从小被教导“在学校,听老师的话,才能做一个好学生;长大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单位的话,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到头来却是35岁被裁员。他无法理解:“我从小到大都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反倒被淘汰了呢?”最后去送外卖,遇到一位和他同病相怜的,听到惨痛的教训和告诫:“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能太老实。”


“老实人没有好报”,违背了中国人内心深厚的伦理期待,是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因为人们本来默认系统会像仁慈的家长一样记得并回馈自己的顺从。这在以往是可能的,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小共同体中,但在社会逐渐去人格化、陌生化、流动化之后,人们离开田园诗般庇护自己的小系统后,以顺从换取回报的期待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对于从小听话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我的一位朋友,带出两位特别努力、特别出色、闪闪发光的学生,却都在遭遇困境时被打击到怀疑自己:一位在读研时遭导师性骚扰和PUA,另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在单位被严重压榨到身心俱疲。她只能一遍遍大声告诉这些学生,不要怕,那不是你们的错,要尽力保护自己,但说完她也感叹:“前半辈子,老师、家长都教育要乖要听话,殊不知到成年阶段,这种品质就成了最大的弱点,被坏人欺负死。”

 


▌觉醒之后

茫然、困惑、痛苦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模式,个体意识慢慢萌发。


必须看到的是,这并不一定立即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毕竟要一下子翻转生活模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极难的事。人们更有可能出现的本能反应,其实是寻求旧有原则能得以重振。


就像这次在西安,无数人在封城后经历了生活的不便,但人们仍相当自觉自愿地配合防疫:核酸检测一度暂停后,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做,似乎没核酸就约等于裸奔;多个小区出现了“业主举报超市,导致超市被封,业主群互相谩骂”的事,因为有些业主觉得超市开张有聚众感染的风险。如果不是因为买菜难,如果这次地方政府能顺利地接管所有生活物资供应,他们可能连微小的抱怨都不会有——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抱怨,其实是在呼唤一个更强大、更能照顾自己感受和需求的机制。


而这样的机制,正是鼓励服从的,特别是在封城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多元的市场选择,如果国家成了唯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只有服从,才能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托洛茨基早在1937年就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于是,人们发现自己进退两难:一方面,在被社会现实毒打之后认识到,太听话的结果往往是独吞苦果,必须要为自己考虑了;另一方面,如果选择针锋相对,又可能遭到惩罚。即便新一代的权利意识已不可遏制地萌生,他们此时却可能赫然发现,自己的权利诉求,可能被视为自私自利而难以正当化。


那该怎么办?答案是:在服从大局利益的表面顺从之下,私下尽可能为自己谋取应得的权益。当下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恐怕根源就在这里。


“要乖要听话”的品质培养,其实不是孤立的,原本还应该有另一半,即上位者“有德”,一如所谓“父慈子孝”,彼此应和才构成儒家的理想秩序。现在的问题是,当上位者之“德”既不可求又无法制约时,对下位者的单方面要求,就成了“欺负老实人”。正如像导师PUA学生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上位者有德无法保证,那么,凭什么要求下位者听话?很多人已本能地察觉到,“乖乖听话只是方便管理而已”,太听话,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工具人”。


是的,对个人意识觉醒的新一代来说,再让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吃了无数亏、遭社会毒打之后,他们磨练出了自我,个人主义的崛起,更让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身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说到底,“要乖要听话”得到好结果,只有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在无可逃避时,人们才会将顺从作为优先的生存策略。人们早晚会认清现实,形成一个牢固的自我内核。


自利取向,其实与群体利益未必矛盾。这两年来,上海的防疫措施广受好评,而其成功的关键点之一,就有媒体称是“市民‘听话’”,高度自律且相当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上海的防疫举措本身也高度尊重市民的权利。在这样的默契下,乍看起来仍是“听话”,却不是“无条件听话”,而是“有条件听话”,不是“服从”而是“合作”:在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理性地配合,因为这既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终也能更好地达成群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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