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婚”会让男女更平等吗?

维舟
2021-12-17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7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两头婚”之所以出现,正是迎合了一些富裕起来的、有财产可以分割的家庭的某些潜在需求。


江浙一带近年兴起了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两头婚”。顾名思义,这是男女双方“两头大”,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是男方入赘,而是两家对等,“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婚之后,两边都有婚房,两头走动,与原生家庭仍然联系紧密,孩子也最好生两个,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延续两姓血脉,皆大欢喜。


像很多新生事物一样,外界对“两头婚”有不少争议、误会和疑虑,肯定者认为这能带来更平等协商的家庭氛围、甚至是扭转少子化的趋势;质疑者则认为这样一来,婚姻已纯粹沦为一种形式;但更多的人则是忽视,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值得关注。实际上,这一滴水或许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动。



▌为什么会有“两头婚”


“两头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出现在长三角一带更非偶然。


我老家(上海郊外的崇明岛)的“两头婚”并不太多,但1990年代初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虽然第一代独生子女那时大多尚未婚配,但社会上已普遍觉得“女儿”也比以往“金贵”了。在当时乡下盖楼房的热潮中,绝大部分家庭都会考虑给适龄的女儿预先留好婚房,按婚房标准装修——方言称为“立房头”,女儿出嫁后回娘家,也能有一个独立空间。


很多女性出嫁后,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立房头”却俨然成了不可动摇的规矩,如果家里有兄弟阻挠,通常都被视为霸道的老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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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拍崇明岛新农村。   ©上海崇明政府宣传

当时还是独生子女政策,很少有像现在这样,生两个孩子各继承一家姓氏的,但它的变通形式也已经出现:很多孩子的名字,已由父母的姓氏拼合而成,例如宋杨、张李。这个习俗延续至今,我一位同学婚后的第一个孩子叫陈沈某,二胎放开后,老二就倒过来,叫沈陈某。


近些年,乡下越来越多的外公外婆也让孩子改口叫“爷爷奶奶”了。原本这仅限于那些招女婿的家庭,并且会遭人物议,似乎是一种虚名,倒会引发礼法上的混乱——因为两边都是“爷爷奶奶”,怎么搞得清楚?但现在这不仅没消亡,倒是更流行了,不是“两头婚”的家庭也这样叫。


凡此等等,都可看出“两头婚”不是孤立现象,至少相关的一系列做法,在一些地方已被广为接受,包括:“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的著名标语之一),也能延续血脉、继承家业,也有在娘家“立房头”的权利;娘家为女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确保她在婚姻关系中获得平等对待。当然,“两头婚”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本地人和本地人婚配”,因为本地人之间更容易知根知底,选择婚配时也更倾向于“门当户对”。


为什么这样的婚姻形态率先在长三角一带出现?恐怕也是因为这里的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相对较高,同时地方经济相对发达,使得原生家庭更有意愿和能力支持女儿,进而更多考虑自家的财产继承问题。两边经济实力相当,女方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男方对等的权利地位。权利博弈,体现在了婚姻形态的变革上。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这种现象是好事吗?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了。


赵春兰是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可以改善代际关系,过程充满协商性:“‘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


她认为,“两头婚”是“传统和现代在这个村庄和解”,对老百姓而言,这种方式既有传统的一面(传宗接代的需求、舍不得女儿离开原生家庭),又契合了当下的一系列需求——比如父母养老、家族财产继承、情感陪伴,还有女性权利的兴起,比如支持女儿、女方冠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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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   © Pixabay

在寻求“传宗接代”的心理动机上,它是传统的,但与此同时,支持女儿、女方也想要冠姓权,又是一种现代诉求。以往乡下的宗法社会里,“绝后头”甚至是比问候亲妈更严重的辱骂,也是维系父权制习俗的根本象征,因为男性家长对家族成员的所有权,是围绕着他的姓氏运转的。在现实中,哪怕是两性关系相对平等的北欧,结婚随夫姓、孩子随父姓仍是默认的习俗,但近些年国内社会已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呼声:为什么怀胎十月、并且以压倒性比例花费更多精力养育子女的女性,不能给孩子冠以自己的姓氏呢?

 

当然,会有人嘲讽说,姓氏不过是个象征,而女性争的冠姓权,说到底仍是自己的父姓。

 

也正因为这种婚姻形态同时混杂着传统理念与现代性,才使得对它的解读充满了争议:因为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看上去像是双方父母干涉了儿女的生活:不是小夫妻自己成立家庭,而是作为家族传承的一分子,与现代婚姻提倡的婚姻独立自主格格不入,更激烈者甚至指责这是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要为两家生孩子;而对于理念正统的人来说,它又像是离经叛道。实际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也正是它的“不彻底性”。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两头婚”,乍看上去是争取“两性权利”,其实是争取“两家权利”,像是以两家利益为后盾的博弈。


婚姻本身也是一项财产制度,夫妻双方是把原本和未来的私人财产加以合并,共同抚养后代,通过个人协议约定分配。既然如此,像“两头婚”这样始终把财产留在自家人手里,倒也省事很多。尽管这也难免会带来一些新问题(例如,父母两家的经济能力不太一样,那两个第三代孩子的财产继承怎么办,何况这种经济实力可能不断变动)但最大的好处就是两家对属于自己支配的财产,拥有了明确的界限和安全感。


为什么“两头婚”在一些地区愈演愈烈,深入一层就会发现,与其说取决于双方的协商,倒不如说各自追求权利边界的清晰化,预先防止对自家权利和财产的意外冲击,即便离婚也好合好散,极大地降低了离婚成本和相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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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婚带来私有产权的安全感。   © Pixabay


这意味着,“两头婚”的“权利”,并不仅仅意味着冠姓权等方面的平等,还有关键的财产权层面的考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男方家庭愿意让出传统上属于己方的一系列权利,因为清晰的产权分割对他们也有利。


事实上,城市家庭也面临同样情况:这些年房价高企,男方越来越不愿意单方面承担买房压力,或不愿意把女方的名字写到房产证上,这从另一侧面也显示出了不少中国家庭对私有财产权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一开始就明确边界,直到加深信任后,才可能愿意把私人财产变成共同财产。


然而,原生家庭深度介入,就会在支持、维护自己子女利益的同时,很容易逾越边界,让小家庭内部的夫妻双方对立起来,维护各自的原生家庭,阻碍了小家庭的凝聚成形。老一代父母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上升,甚至让婚姻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形式,五四以来的那种浪漫爱情观更是遭到严重冲击。


“两头婚”,或许是一场充满了精细盘算之后的妥协,既能提升老一代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也使财产权得到安全保障,它之所以出现,正是迎合了一些富裕起来的、有财产可以分割的家庭的某些潜在需求。如前文所说,这是个混合了现代和传统的新生事物,一方面显示了人们财产和权利意识的兴起,另一方面却还在传统的宗法家庭框架内。只有当年轻一代习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从家庭中脱嵌出来,能在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自由恋爱、自愿组合时,“两头婚”才可能告别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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