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不起社保的70后

何曾
2021-10-15

何曾,前媒体人
全文35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他们是曾被羡慕的城里人,出生前后,又赶上“一个不少、二孩正好、三个多了”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是处于“60后”、“80后”夹缝中的一代。


如今,父母渐老,他们其中的不少人,却成为中国2亿灵活就业者中负担最重的“4050”一员。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发酵下,这些低学历、少技能、长年从事零散工作甚至靠年迈父母“支援”的城市底层群体,未来前路,可能更为荆棘满布。



被嫌弃的“中年美女”

48岁的田陆,活成了全家人“嫌弃”的对象。


没车、没房、没工作、没存款,这两年连社保也缴不起了,全靠母亲的退休金扛着。


老邻居们并不都知道田陆的窘境。她打扮时尚,比同龄人相貌年轻,加之长期在南方打工,他们眼中的田陆,略带一点神秘。


在老田家的几个孩子当中,田陆是最漂亮的,肌肤雪白、鼻梁高挺、眉眼如画。但也是学习最差的,因为数学不开窍,成绩总是全班垫底,没少受奚落。绝望、自卑之下,她初中读完就不念了,到一个厂子做了合同工。 


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沿海开放地区经济最活跃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压抑已久的田陆也想出去看看,就和两位同学坐着绿皮火车到了东莞。那一年,她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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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南山区沙河街道的张贴栏贴满了租房广告。     © 拍摄者:崔硕

至今,田陆已记不清自己在广东跑了多少地方,换了多少工作。她当过饭店门口的迎宾小姐,做过流水线的打工妹,也在面包坊当过学徒,如果对方不提供包吃包住,她就在城中村租住最便宜的民房。

21世纪初,珠海“名片”之一的情侣大道,房价也不过3000多元一平米。田陆没动过念头,她所接受的传统认知是,自己是要嫁人的,房子不应该是男方买吗?何况,或许有一天还要回归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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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广东21个地市市区房价统计图(节选)  © 散寒苏整理

2020年冬春之交,田陆的父亲不在了。正值疫情紧张,办完丧事,返粤受阻,她在家一窝就是近两年。吃的、喝的、用的,都从80岁老母亲的退休金里挤,哥哥姐姐的不满溢于言表。

田陆说,用的钱记了账,今后是要还的!

没人搭话。

年近50,又没技长、人脉,近几年,田陆在广东能找到的都是小时工,12~18元 /小时,结算时还被七折八扣、得东讨西要,更甭提三险一金、五险一金。

这些年,田陆一直按60%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交费,医保从未交过。

按照地方政策,女性灵活就业人员55岁退休,除非在企业累计缴费满10年以上,才可以50岁办理退休。这意味着,即使不延迟退休,田陆也需要考虑在未来7年之内,至少攒够10余万元的养老金、医保金。

田陆的姐姐看不下去了,听说政府给予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赶紧跑到居委会帮忙打听。

确实有这项政策!最高可按实际缴费的2/3补贴,最长补贴3年。如果本人距退休不到5年,还可以直接补贴到退休,但前提是,你已灵活就业,并符合几类人群,比如,失业残疾人、复转军人、军烈属、低保家庭成员等等。

田陆一项都不符合。 

口子也没有完全堵上。只要参加“4555(4050)”公益性岗位安置的,比如保洁之类工作,也可以享受到补贴,但报名的太多,居委会干部说,有些人排了一年队也没轮到。

那么,争取到廉租房也不错?至少不用和母亲挤在一起了。

为此,田陆专程跑了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她至今未婚,户口一直和老人在一个本本儿上,家庭成员人均房屋面积、人均收入摊下来,显然不符合申报廉租房的硬性条件。

“有房才能立户!你没房,户口立到哪儿呢?”户籍民警说。


姥姥代缴社保

同为“70后”,与常年漂泊在外、却未实现收入增长的田陆相比,张菱的生活少了许多颠簸。42岁的她,从未离开过生她、养她的城市。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离异那一年,只有31岁。

年少情深。当初是祼婚,车房皆无,离婚时也没啥可分的,好在女儿的抚养权争取到了,男方每月付300元抚养费。

张菱是个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父亲原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厂子垮了后,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型耐火材料厂。这些年,她的社保一直由父母代缴,每次回家,母亲都在她的包里悄悄塞点钱。

张菱高中毕业。那个年代,高考仍是少数人的事,有一张高中文凭,就不难在社会立足。但没过多久,身边不少国企纷纷破产、重组——都是上世纪50年代建起的老国企。“买断工龄”,成为当年周边人热议的高频词。

不久,张菱也下岗了。

辗转托了几位朋友,终于吃上了低保,每月多了几百元补助。然而,自从找到一份售楼部的出纳工作之后,她就必须退出低保。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要付学费、付房租、养自己、养女儿,而这份工作,还不知能干多久……

张菱选择的也是最低标准养老保险,加上医保,两项合计下来每月近千元,仍由父母代缴。

看着父母日渐苍老,却还要被自己拖累,她的心像针扎了一样刺痛,也日复一日感受着“活着”带来的疲惫。

与同时下岗的老同事比,张菱已经比较幸运了。虽然没买房,但她是独生女,还有父母帮衬。那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同事,至今仍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起的红砖楼,即使后来供暖进了小区,也舍不得用。一位找了保安工作的同事,直到去年老父亲搬过来同住,才狠下心装了一台空调。

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至少经济压力能一起扛——张菱不是没想过,但这个年纪,再婚双方几乎都有老有小,谁没有肩负和压力?即使千寻万觅找到一个对自己贴心的人,但人家能将自己的女儿视为己出吗?

张菱的女儿是一个早熟的孩子,7岁就独自挤公交车上学,也学会了下挂面、独自凑合一顿晚餐。小小年纪,已经对物价开始敏感了,走进超市,即使买一包味精,也睁大眼睛反复比价:50克的包装划算,还是125克的包装划算?

“孩子早早学会了现实生活,物质需求比较压抑。” 张菱说。“只要去找她爸,就是买买买,欲望井喷!其实对她爸没什么感情。”


▌八旬母亲的忧心

这些话,徐冬自然听不见。

与张菱离婚已经10年,他组建了新家庭,又添了一个儿子,加之女方那边也有孩子,他的负担不小。

徐冬在家排行最末,上面有几个姐姐。为了生这个儿子,母亲几乎在和计生政策拼速度,再晚几年,可能就要丢掉工作。楼下开饭店的王老板,原先在市政府开车,就是因为超生被开除,才自谋生路。

徐冬曾有“铁饭碗”,母亲提前退休让他顶班。但一次帮哥们打架时,徐冬脑子一热,一把水果刀刺进了对方的屁股,结果在少管所呆了三年,还差点儿患上抑郁。

出来后,正式工作没了,先是靠姐姐、姐夫帮衬,后来自己找饭吃。

看见楼市火爆,徐冬与朋友一合计,想买几台渣土车跑工地,父母帮忙付了贷款首付,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积蓄,一下子都掏空了。毕竟,这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揽活不易。渣土车的投入本钱还没收回,疫情来了,加之相关政策出台,楼市越来越不景气。

好不容易遇上机会,也是眼巴巴地看着流动资金相对充裕的公司拿走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更不知甲方欠到猴牛马月,他垫不起。

收入一直不稳定,很多年前,徐冬的社保就停缴了。补缴需要一大坨钱,手头又缺现金,这一耽搁——难逢的“一次性补缴”政策从此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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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8日,社保部颁布通知,停止一次性补缴政策。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提起多年前的“一次性补缴”政策,徐冬的母亲至今懊悔不已,那是最后一次“上车”机会。前些年,国家为了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允许个人以事后追缴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但自2016年底就不允许了。如果改为续缴,年金增速太快,相比补缴,费用可能多几倍不止。

在徐冬的心里,社保还有些遥远,但女儿的花销迫在眉睫。学费、补习班……只要接到女儿电话,再难,他都竭尽全力满足。女儿16岁生日,说是要和同学们“豪华”聚一下,他赶紧在一家大饭店提前订了一个包间,又去城郊结合带的批发市场,买了各种饮料备上。 

只看眼前、不顾未来?徐冬的母亲忧心忡忡。在这位8旬老人的眼里,儿子始终没有真正成熟,可能过去有些娇惯过头了。

2021年春天,徐冬的母亲挤上公交车,又去了社保中心。这些年,她一直催着儿子续缴社保,都被敷衍过去,这一次,她依然失望地没有查到儿子的缴费状态。

她不知道,46岁的徐冬,三个月前就被确诊为冠心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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