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现在还有妻子不能“上饭桌”?

刘远鹏
2021-09-11
刘远鹏

全文2400余字,读完约5分钟

台湾作家李昂在小说《杀夫》中为我们描绘了一起惨案。主角林市是一个传统社会下的悲剧女性——母亲因饥饿濒死,被迫与闯入村子的士兵发生关系以换取两口饭团,被发现后遭到“法处置”——林市自己则被当做“肉票”,半卖半送“嫁”给了屠户陈江水,最后因不堪忍受虐待,夺过猪刀,用物理手段“解构”了面前的“男性主体”。


这是一部极富现实感的小说,它不以跌宕情节取胜,也不存在宏大叙事,有的只是 “饮食男女”的生活真实。陈家饭桌,几乎是整场故事发生的场景,关于“吃”的种种对抗与交锋,更是基本串起了所有情节。李昂说,“《杀夫》是吃不饱的文学。”

 

小说中的两个要点“饮食男女”,可以很好地帮我们理解传统中国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从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惨遭遇,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深层的传统性别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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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夫:鹿城故事》封面  © 台北:联经出版,1983



饮食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饮食不仅是生存的必然需求,更有其独特的衍生意义。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到,中国民众对“吃”的态度与欧美国家截然相反,欧美人进食“只是给自己的身体加燃料”,但对于中国人,进食与生存的关系被颠倒,生存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吃。考古学家张光直也认为: “食物和吃法,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


因此,饮食秩序也就重要到足以折射出尊卑光谱。春秋时期郑国公子宋就因僭越染指国君鼎中鳖羹而招致杀身之祸,夫妻之间这个秩序也违背不得。陈家的饭桌上,陈江水总是先坐下来吃饭,林市站在一旁伺候,待丈夫吃饱喝足,才能吃残羹冷炙。

 

从近年的网络舆论中可得知,这种“女人吃饭不上桌”的观念,至今仍盘踞在众多家庭的饭桌之上。家族聚会,常常是男人围坐在屋子中心,纵情喝酒、放声交谈,话题总是离不开政治博弈或经济交锋,好像他们刚从北京或华盛顿归来;女性则往往缩坐在角落,一边照顾幼儿,一边交流家长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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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市在疲惫地洗碗。  ©电影《杀夫》

 

这种经由饮食而确立的秩序,经过了漫长的流变和发展。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秩序在传统礼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被用作一种手段规训着帝国的臣民,一直渗透到家庭和夫妻关系之间。被视作婚姻生活典范的“举案齐眉”,出自《后汉书》中梁鸿和孟光的故事:“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传统社会中,尽管女性在家庭承担着烹饪的性别分工,也并不代表她拥有了厨房的主导权。

 

比如,“祝福”是一项极其神圣的祭祀仪式,像《祝福》中祥林嫂这样“不洁”女人经手献给神明的食物,无疑是对仪式的玷污,所以“祥林嫂,你放着罢”;李安《饮食男女》里老朱对家庭厨房的绝对主宰,则象征着他在家庭中不可撼动的主导角色;而陈江水杀猪的过程,其实也隐喻着一种对生命的暴力和统治。神圣、主导的部分,从来是属于男性的——这从日常饮食行为就开始建构起的一套稳固的尊卑秩序,实现了社会对女性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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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国宴大厨老朱正在为子女做饭。©电影《饮食男女》


夫妻秩序

许多读者会认为,《杀夫》中的屠夫陈江水,对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爱和尊重,是个彻头彻尾的“厌女者”。

这显然忽视了李昂在小说中安插的一个重要情节:陈江水因林市的月事而“触霉头”,遂前往镇上“来青阁”去探望风尘女子金花。

 

对金花,陈江水充满温情:当得知金花要回夫家生活时,对她昔日在夫家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并打抱不平,发自内心地担忧她的未来的日子。

 

在金花面前,陈江水甚至显得安分守己,他安静地枕在情人的身边,耐心地讲述着早已说过多遍的童年往事。

 

这与陈江水对林市的残忍施虐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两个女性身上似乎分裂出两种矛盾的人格:其一是残忍蛮横的施虐者,几近将自己的妻子视作奴隶,其二却是温存体贴的亲密爱人,对情人充满温情和爱意。

这样一个矛盾的男性形象,是许多传统宗法家庭的真实写照。婚姻,只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义务,和对家族延续应尽的责任。

 

孙隆基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构成存在的单元,没成过家的单身汉、疯子等等,他们会被排斥在家族体系之外,或者被忽视得厉害。必须结婚生子构建一个完整家庭,才会构成一个被尊重的独立单元。”

 

因此在传统婚姻当中,爱情的缺位简直理所应当。《杀夫》中的林市,婚前甚至从未见过陈江水,只是因为亲族长老的授意,便并非出于自身意愿地将一生托付给了这个男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为他繁衍后嗣,而丈夫为维系夫妻尊卑秩序而施加的暴力,甚至被历代王朝的司法实践加以认可和鼓励。

 

秦朝通过立法确定了丈夫对“悍妻”的惩戒权,汉代进一步规定,只要“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明朝对家庭暴力的宽容甚至达到了无视生命权的地步——明律条文:“凡妻、妾因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杀死者,杖一百。若夫殴骂妻、妾,因而自尽身死者,勿论。”

 

可以说,丈夫对妻子的欺凌,不单单是男性凭借个人意志对女性实施的个案暴力,更是整个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女性做饭不合丈夫心意、意见与丈夫相左,乃至对丈夫露出不满和愠怒,都被视作对父权尊严的挑衅和宣战。作为人伦纲常在基层社会的施行者,为夫,自然“理所应当”惩戒这种“忤逆”行为。

 

而对“爱情”的追求,则需要到婚姻之外,尤其是青楼去寻找,正如陈江水与金花的关系。

 

《杀夫》中陈江水对林市的暴力,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性格缺陷,他不过是响应了父权制社会下对男性的“期许”,扮演了“应有的丈夫形象”。

 

到最后,他用来胁迫林市的屠刀——这把父权家庭锻造的“双刃剑”,在林母的灵位前,被林市转而拿起砍向了他自己。小说的高潮布设在这样一个充满习俗色彩的场景中,既象征着林市为母亲的复仇,也暗含了对以父权制为核心要义的宗法关系的反抗。


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通过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的普及,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在表面上的男女平等外,我们仍然能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发现传统宗族秩序的幽灵。正如《杀夫》所展现的,在许多细微、易被忽略之处,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仍然存在。比如14岁的奥运冠军全红婵因其“光宗耀祖”的成就,被“恩赐”载入族谱,即使身处2021年,女性仍然只有在成为奥运冠军之后,才能拥有男性一生下来就拥有的待遇。


头图来自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中的“掌灯锤脚”同文中介绍的饮食一样,都象征着传统宗法家庭对女性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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