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养成记 | 郭建龙伊朗行纪之三

郭建龙
2018-01-17

作者:郭建龙

伊朗的宗教特征,可以从近千年前的一群刺客中去寻找根源。

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出发,大约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一个叫做加兹温(Qazvin)的城市,这座城市在厄尔布尔士山麓,位于两条大道的交叉口,一条以土耳其和黑海沿岸为起点,以德黑兰为终点,另一条则是从前苏联和里海出发,翻越厄尔布尔士山脉前往德黑兰。

从加兹温乘坐共乘出租车进入厄尔布尔士山区,在蜿蜒的山路盘旋上升,当爬到山顶后,气温骤然下降,在山南侧是炎热的半沙漠气候,山的北侧浸润在从里海吹来的凉风之中,显得格外舒爽。站在山顶望着里海方向,会感到自己的前心是凉的,后背是热的。随后,汽车进入了厄尔布尔士山脉一条著名的山谷:阿拉穆特山谷(Alamut Valley)。

▲ 从阿拉穆特城堡看山谷全景。 © 郭建龙

这座山谷之所以有名,与一个世界闻名的景点有关。山谷里有数座中世纪的城堡,而其中的一座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拉穆特城堡(Alamut Castle),当地人称之为哈桑城堡。

它建在山谷里一座瞠目结舌的巨大岩石之上,那块岩石如同一只狮子据守着山谷通道。在岩石上,还有一处隧道构成的瞭望哨,可以俯瞰整个山谷。

所谓哈桑城堡,据传说由一个叫做哈桑的老人修建。实际上,这座城堡属于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派别:刺客派(Hashashin,也叫哈萨辛派)而哈萨辛派的创始人就是哈桑老人(Hassan Sabbah)。这个小派别又属于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伊斯玛仪派(Isma’ilism)。

刺客派出现后成了中东地区的一个异数,他们反对任何权威,不仅针对逊尼派,还针对基督徒、什叶派里的保守派,一言不合,哈桑老人就派出刺客去实行暗杀。这些刺客也来自于首领的豢养,周游世界的马可波罗就曾记录了哈桑老人的故事,声称老人招募一些年轻人,乘他们睡着了,将他们抬到一个花园之中,花园里有无数的姑娘供他们享用。经过一段时间,老人再乘年轻人睡着把他们抬出来,告诉他们,那就是天堂。如果想再去天堂,必须完成首领交给的刺杀任务。更有传说哈桑老人依靠大麻控制刺客们的精神,并在执行任务中给他们提神。

刺客派活跃了200年,才最后被蒙古人所消灭。在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中,主要达成了两大目标,其中一大目标就是消灭哈萨辛派,第二大目标才是消灭巴格达的哈里发。位于阿拉穆特的城堡,就是被蒙古人毁掉的。

如今,来城堡的伊朗人仍然络绎不绝,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什叶派光荣历史的一部分,表明他们从古代开始就不服从于统治权威。

现在的伊朗宗教信仰属于什叶派中的正统:十二伊玛目派,却又夹杂了许多激进的伊斯玛仪派特征,掺杂着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带有反潮流的倾向。

这种倾向一直保留到了近代,在白色革命时期,即便许多人不再相信宗教,但反抗权威、反抗潮流的精神却被保留了下来。于是,懂得利用人们这种情绪的人开始行动了。

▲ 阿拉穆特城堡建在这块大岩石之上。 © 郭建龙


伊朗的什叶派从哪里来?

伊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什叶派的国度?这要从历史上去寻找根源。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别主要在继承关系上。逊尼派认为,接替先知穆罕默德统治人间的是哈里发,安拉管天上,穆罕默德负责启发人们的信仰,但在最后审判之前,人世间还是需要一个“管家”的角色,这个管家就是哈里发。

什叶派不承认传统上的哈里发帝国,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才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并尊称他为伊玛目(Imam)。伊玛目也不是什么“管家”,他之所以统治人间,是因为他从先知那儿学到了完美的知识。是知识而不是强权,让伊玛目而不是哈里发成为了人间导师。

阿里死后,他的后代们继承了伊玛目的名号。但问题是,阿里有不止一个后代,虽然大家都是什叶派,但在追随哪个后代上,人们却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派别。什叶派中最主流的一支叫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承认阿里的十二个后代为伊玛目,而另一支弱小一点的称为七伊玛目派,或者伊斯玛仪派。除此之外,还有宰德派、阿拉维派等等,分布在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广阔地区内。

伊斯玛仪派虽然人数比十二伊玛目派少,却更加注重武力,是比较激进的一派,尤其激进的是它的分支刺客派。

在刺客派的时代,伊朗的土地上还是以逊尼派为主。规模巨大的穆斯林帝国,如哈里发王朝、波斯汗国和帖木儿汗国,都是以逊尼派理论来建国的。

这种情况一直到萨菲王朝(公元1501-1736年)才出现了变化。伊朗之所以成为一个什叶派国家,是萨菲王朝统治的直接后果。萨菲王朝之前,逊尼派不仅仅在阿拉伯人中占多数,在波斯、中亚、印度、北非都是统治派别,什叶派地位远低于它的竞争对手。

但在伊朗地区,由于山脉纵横,却存在着不少小区域,这里流行着各种异端,最主要的异端是什叶派和苏菲派。

萨菲王朝最初的起源是一个异端修会,修会由一个叫做谢赫·萨菲丁(Sheikh Safi-ad-din Is’haq Ardabili)的人创立。不过,萨菲丁信奉的不是什叶派,而是苏菲派。与逊尼派遵从于世俗统治者不同,苏菲派对世俗统治者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跟随的是神秘主义导师,这些导师能够带他们进入神秘的体验,直接和安拉交流。围绕着不同的导师形成一定的修会,萨菲丁的修会就属于其中之一。

这个修会位于伊朗西北角上的阿达比尔(Ardabil),在外高加索和里海之间,是一个重要的防御地带。萨菲丁除了修行之外,还带着修会参与了一些世俗性的工作,比如修建堡垒,加强防御。他们还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帮助穷人。

当初萨菲修会所做的事情,很像现代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一个宗教组织同时又是慈善组织。萨菲修会熬过了统治伊朗的三大王朝:突厥人的帖木儿王朝、土库曼人的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

在帖木儿帝国时代,它受到了帖木儿大帝的支持,并渐渐演变成一个军事性组织,开始追求世俗性的地位。帖木儿帝国衰落后,土库曼人在伊朗西北部建立了黑羊王朝。黑羊王朝的统治者把萨菲修会当做危险分子予以打击。为了生存,萨菲修会只好投靠了黑羊王朝的对头:白羊王朝,并帮助白羊王朝消灭了黑羊王朝。

在白羊王朝统治时期,萨菲修会的军事组织和理论都已经成型了。所谓理论,是指它已经抛弃了苏菲派,因为苏菲派过于强调孤独和修行,不适合人世间的统治,它改用了什叶派的主流理论,也就是十二伊玛目派。

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认为,在阿里和他的后代中,一共有十二个人担任过伊玛目。事实上,第十一伊玛目就已经绝嗣了,但是人们为了继续信仰,幻想老伊玛目其实是有一个儿子的,只是这个儿子不轻易露面,他隐遁了,只有到世界末日才会回来拯救人类。

萨菲修会传到首领伊斯玛仪(Shah Isma’il)手中时,他改信了什叶派,并利用了这现成的理论,宣称自己就是第十二伊玛目,回到人间拯救人类来了。为了拯救人类,他组织了一支勇于斗争的队伍:红帽军(Qizilbash)。红帽军在一段时间内无往不胜,战胜了白羊王朝,奠定了萨菲王朝的基石。

萨菲王朝灭亡了白羊王朝后,也试图建立一个超级帝国,将中亚和土耳其都包括在内。但没有想到,在伊朗战无不胜的它,到了土耳其和中亚反而站不住脚,屡屡失败,最终只获得了伊朗高原的领土。萨菲王朝的边界,就构成了现代伊朗的主体。什叶派的影响力也集中在萨菲王朝统治区域之内。只有伊拉克南部,由于临近伊朗,同时又拥有什叶派最神圣的阿里陵墓,成了另一个什叶派大本营。

萨菲王朝崩溃后,伊朗又经过了纳迪尔沙的王朝、短暂的桑德王朝和更加长久的卡扎尔王朝,进入了近代伊朗。

▲ 荒凉的山谷和道路。 © 郭建龙


流水的国王,铁打的教士

虽然政权变换,但是什叶派在伊朗的组织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在伊斯兰教,不管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对《古兰经》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都很受重视,人们尊称他们为乌里玛(Ulema)。逊尼派由于有哈里发存在,乌里玛只负责解经,不负责社会事务,而什叶派的乌里玛则更加正式,组织较为严密,且分成了若干个级别。

最高级乌里玛叫:大阿亚图拉(或者阿亚图拉·乌兹玛,Ayatullah al Uzma),第二级别叫阿亚图拉(Ayatullah),第三级叫胡加特·伊斯兰(Hujjatul Islam)。再往下是一般的毛拉和阿訇。

这些乌里玛都有权力开设古兰经学校(在伊朗未改革前就是教授一切生活内容的学校)招收学生,而学生也是逐级提升,一开始在低级学校学习,之后进入高级经学院,由高级乌里玛教授。这些学生就成了高级教士的人才来源。

乌里玛教学系统很像中国传统的官方教学系统,最低级是私塾先生,高一级有县学、府学,再到皇帝的太学,这个系统控制了民间的教育,有统一的课本,而有幸进入更高级别的人,就成为了儒家教士系统的人才来源。

到了近代中国,这个传统教学系统与现代学校发生激烈的碰撞。而在伊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古兰经学校开始反抗现代知识系统,希望将西方思想和技术抛弃掉,维持正宗的什叶派社会体系。

另外,什叶派还在法律系统上影响巨大。在传统社会中,不管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来断案。一旦人们打官司,法官们就从经文里寻章摘句,做为法律来使用。可是,总有一些案子在经文里找不到依据,这就需要有人来创立一些新的判例,这一点很像英美法系的做法。而有资格创造新判例的人就被尊称为穆智台希德(Mujtahid)。

乌里玛中的胡加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三个级别的教士,大都拥有穆智台希德的称谓,因为伊斯兰教中,学者就是法律的阐释人,在成为高级学者之前,他们大都已经拿到了穆智台希德的头衔。

在伊朗,宗教学者们的权威很大。王朝会兴灭,国王会死亡,但是宗教体系不会变。教士们在基层不仅授课,还担任法官,主持一般社会工作,甚至收取宗教税,成了半政府的角色。

到了公元19世纪的卡扎尔王朝时期,乌里玛已经成了伊朗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在19世纪有两次重要改革,其中都有反对宗教学者的内容,但改革者却都被教士打败了。

乌里玛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教育系统控制了伊朗大多数人、特别是底层人口的思想。这些人宁肯相信教士,也不相信国王。而另一个阶层,巴扎里的商人们虽然不相信教士,但为了保全财产,商人们大多数带有一定的反国王色彩,这就让他们被迫加入了保守阵营,与教士结盟。

甚至那些要求社会变革的人也会和乌里玛结盟。这些人大都是受革命情绪影响的左翼青年,他们把国王和王朝制度当做最大的敌人,为了反对国王,不妨先和教士们结盟,一旦打跑了国王,再想办法实现左翼理想。

在宗教乌里玛的粘合下,不管是左倾的革命分子,还是右倾的有产阶级,以及不分左右的普罗大众,都变得反对国王和反对政府,所以,伊朗的左派和右派始终是合流的,他们防备国王,却从不对教士阶层设防,这是教士阶层能够领导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上,教士阶层也有领导伊朗社会反抗的传统。比如,公元1890年,国王纳赛尔丁(Naser al-Din Shah Qajar)因为缺钱,要把烟草专卖权卖给一个欧洲公司。这个做法让商人们担心失去买卖烟草的权利,而普通人担心烟草涨价,教士们跳出来联合了左右两派共同反对国王,迫使他取消了合同。

公元1905年,当社会大众要求国王实行君主立宪制时,乌里玛们担心西方式宪政会把自己边缘化,连忙参与其中,显得很卖力。结果他们很快取得了立宪的主导权,伊朗宪法果然变成了宗教味儿十足的货色,选民被分成了六等,宗教人士仅次于王室排第二等,《古兰经》成了宪法之上的基本法,什叶派也成了国教,宗教法庭甚至高于普通法庭,乌里玛们拥有着议会监督权,而议会开会也必须得到乌里玛们的赞同才敢于批准议案。

公元1905年乌里玛们的立法监督权,就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蓝本,他们的一致目标是用宗教学者凌驾于政府之上,指挥总统和议会。

到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两位国王都在想方设法消除宗教人士的影响力,希望以西方式的现代化来重新塑造国家,但是,宗教人士是否乐于退出历史舞台呢?他们显然不愿意。

当国王要求土地改革时,宗教人士由于占有了大量的土地,策划了不少的反对行动,迫使国王让步。当国王要求女人摘掉面纱,可以上学和工作,彻底脱离家庭束缚时,宗教人士认为与国王妥协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出现的时机。

▲ 巨大如同狮子的岩石。但古代人认为这里的岩石更像鹰,因此有鹰巢之称。 © 郭建龙


撒旦诗篇前传

公元1902年,一个男孩出生在德黑兰西南30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他来自于宗教世家,外祖父拥有穆智台希德的头衔,而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宗教学者。

出生四个月后,霍梅尼的父亲被仇家害死,到了15岁,母亲去世,但这都没有影响霍梅尼的学业,他受业于著名的阿亚图拉哈伊力(Ayatollah Abdul Karim Haeri Yazdi),并跟随他到达了伊朗什叶派的大本营库姆城(Qom),从此库姆成了他的活动中心。

巴列维第一任国王礼萨汗曾经大力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而霍梅尼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唯一值得推崇的政权必然是真主的统治,而所谓真主的统治,就是必须依靠《古兰经》来安排人们的生活,他认为这本书是无所不包的,用这本书可以解决政治问题,也可以解决法律问题,甚至为科学研究提供指导。

现代人普遍认为土耳其的国父阿塔图尔克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拯救了土耳其,但霍梅尼却认为阿塔图尔克是道德败坏、欺压鱼肉的典型代表,巴列维王朝的国王们由于追随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也让伊朗变成了人间地狱。

到了公元1960年代,新国王宣布进行白色革命,他来到了宗教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库姆,做了一个重要演讲,其中提到:伊朗的改革是要让人民进入喷气时代,而教士们却只想停留在驴子时代。这次讲话后,库姆的教士们如同被掀起衣服露出了屁股,暴跳着举行了示威,国王则回以镇压。

这时,霍梅尼突然走向了前台,成了库姆的首席代言人。他如同一个反抗压迫者的英雄出现在人们面前,号召抵制国王。他巧妙地把对国王世俗化改革的抗议伪装成对国王专制的反抗,并渲染国王在舔美国人的屁股。当人们谈起霍梅尼时,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教士,而是当做革命者。

巴列维国王强硬地对待反对派,霍梅尼随后被捕,流亡国外。第一站是他痛斥的土耳其,土耳其不反对他定居,但他的理论在土耳其没有听众,他只好又来到了伊拉克定居。

在全体什叶派的心目中,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是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之外最大的圣城,那儿埋葬着什叶派的鼻祖阿里。霍梅尼定居在纳杰夫,让他既可以观察伊朗国内的动静,又在国王的掌控之外。他不断地发出声音批判国王的奢华和对穷人无动于衷,吸引了伊朗的左右各派。

我在伊朗西部旅行时,碰到了一个开车出行的伊朗家庭,家庭的女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出头、银发童颜的老妇人,她半戴着黑色的头巾,在客人面前谈笑风生。当听说我去过德黑兰,她突然说了一句:德黑兰,我在那儿读了大学。

她告诉我,她读大学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正好展开。“我们其实什么也不懂,”她说,“那就像是一场游戏,所有的人都说国王不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国王不好。那时候,我在想,也许推翻了国王,我们的自由就会更多一些,毕竟妇女要解放啊。”

接着,她耸了耸肩,摊开了手,岔开话题。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在德黑兰读过书的人,随口说了一句充满了哲理的话:革命就是无限的可能性,你能想象一切,直到跌回现实(Revolution is infinite possibility, you can expect everything through your imagination until falling into reality)。

正是因为这无限的可能性,让伊朗的各派都被霍梅尼所俘获。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霍梅尼早已经设计了另一套制度,这一套制度不是左派们希望的解放,也不是自由派们希望的宪政,而是一套回归到中世纪的制度。

▲ 岩顶上的城堡。如今已经被钢瓦保护了起来。 © 郭建龙

在伊斯兰世界,许多人在思考西方入侵时,往往会回到中世纪时期哈里发国家的伟大,认为现代伊斯兰的衰落源于对《古兰经》和教法的违背,安拉开始惩罚他们。要想恢复往日的荣光,必须回归教法统治。

霍梅尼也不例外,不过,由于他是什叶派,不能从逊尼派的哈里发帝国中寻找力量源泉。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最后一个伊玛目也已经从人间消失(隐遁)了,只有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才会回来拯救大家。那么,从今天开始,到世界末日那一天之前,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到底应该由谁来统治呢?

国王?不行,因为霍梅尼已经把国王当成了一切罪恶的源泉。西方式宪政?也不行,霍梅尼把西方式宪政引起的世俗化当做是人类堕落的标志。

在否定了所有制度之后,他设计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教法学家统治,也就是,将国家交给穆智台希德们,特别是那些最德高望重的大阿亚图拉们。在霍梅尼看来,这些穆智台希德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政府形式,到底是国王还是总统,或者议会,他们都必须听命于教士们的指导,一切重要法律法规,必须得到教士们的加持才拥有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的。

如果在革命之前,人们注意到霍梅尼的政治理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狂妄之徒的胡言乱语。但是,沉浸在反抗癔症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注意、更没有在意霍梅尼写过什么,说过什么,只是把他当做是一个反抗暴政的英雄。至于政治制度的构建,等革命胜利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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