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世界更撕裂了吗? | 斯坦福访问学者的疫情经历之三

孙超
2020-04-14

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令人悲伤的是,显性或隐性的各种歧视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当下这样的动荡岁月。即便在我国的社交网站上,有时候也能看到针对主流族群以外群体的不友好言论。当道德感开始无力的时候,恐怕只有法治是最后的屏障。我真心希望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回击,不因事情之小而无视;而各种场景下相对的主流群体也能推己及人,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自己就有可能陷于弱势群体之列。


大约1800年前,管宁和华歆是同学。锄菜时,看到地上有一片金子,管宁当成没看见,华歆捡起来丢了出去;有贵人路过门口,管宁又当没看见,华歆放下书本就出去看。后来管宁主动把坐席割断,说,“你不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世说新语》里“割席断交”的典故。小时候我没读懂,心想:多大的事儿呢?就不能求同存异吗?后来我发现,人类在想法上的执著,很多时候胜于物质满足感;当人与人想法上的差距已经大到无法磨合时,割席断交就成了难免的事。


本次“大流行”以来,朋友圈的撕裂已成为常态。我当然自有观点和立场,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不同的人为什么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分歧和撕裂。在本系列第一篇里,我猜测是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起决定性作用。正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开宗明义所说:“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细加观察,有时候,看似学历背景、社会层次非常相近的群体,也发生了激烈的割裂——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金融民工。如果再往细深究个人成长经历、阅读经验和思维轨迹,简直又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无论如何,多琢磨琢磨人类如何“以群分”还是有意义的。



▌弱者与强者


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写写华人在美国的水深火热,既有吸引眼球之功效,又可激发民族自尊心。在湾区宁静如水(一点也不“水深火热”)的街头慢跑时,我想了很多:是不是我所在的地方太没有代表性了?抑或我接触的人太非典型?但至少我悟到一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试图用短短文章篇幅或个体人生经历来标签化描述一整个大国的数亿人口,既是不自量力,又是罔顾事实。“盲人摸象”的故事,小学生就懂;但在公共领域的叙述中,以偏概全的努力(甚至未必自知)却屡见不鲜。我自己尽量试图避免,却未必能摆脱这一人类痼疾。


曾经看过一幅漫画,讲华文媒体所描述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其实是自我想象出来的;客观来讲,对,也不对。对的一面是,作为家庭平均收入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收入的一个少数族裔,华人在美国的生活质量相对而言是不错的;在一个众所公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地位和人身安全有正相关性。而且,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一样呈现出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华人聚居之处,往往生活质量良好,社会治安有保障。而不对的一面在于,作为最常见的人群划分标准,抑或说是“标签”,肤色、种族在任何社会都是最显眼的标志。当社会矛盾有所加剧时,首当其冲的永远是人群中的少数派,无论是性取向、还是少数族裔。


美国“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已经兴起大约三十年,尽管一向有人批判这套体系的虚伪,但至少在表面上体现了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尊重。疫情在美国爆发初期的一段时间,特朗普总统将病毒冠以“Chinese”(中国的)字样,确实加剧了美国不少地区民众对华人的不满和指责。近年来,民主党一向谴责共和党及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倾向”以及不够“政治正确”,而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很多越界言论也受到美国国内很多人士的痛斥。总体上,个人观察,在民主党执政的州,种族歧视问题大体上要好于共和党执政的州;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倾向本身也反映了民众的观感和立场。


华裔不同于其他少数族裔的一点是,他们不仅仅只是众多少数族裔之一,更是正处于世界前两大国博弈的夹缝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出的“猜疑链”的存在,更让沟通和理解之难雪上加霜。修昔底德曾说过:“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而“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来自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的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他延展了修昔底德的说法,指出崛起的大国对现存的大国即便不直接挑衅,也将因前者的日渐强大而引起后者的猜疑和恐惧,这一猜疑所导致的应激反应将进一步引发前者对后者的敌意。


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是美国华裔(第二代移民)的优秀代表,他最近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被美国各界尤其是亚裔团体广泛质疑。在文章中他指出,“要证明我们(亚裔美国人)是解决问题方案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解药”。结果文章一出,不少亚裔群体指责他不应将解决问题视为展现“美国人气质”(American-ness)的手段,甚至有人嘲笑他“向白人证明自己是美国人”。


事实上,这轮“大流行”中,美国受伤害最深的族裔群体不是华人,而是非洲裔美国人(黑人)截止到4月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非裔美国人占了该州人口的32%,但却占了该州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的70%以上;在芝加哥,约72%的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发生在黑人居民中,而黑人仅占该市人口的30%。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黑人群体往往聚居在公寓楼里,需要频繁使用电梯;往往需要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而非私家车;往往从事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工作,而非舒适的“办公室”文职;由于整体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黑人群体的基础疾病率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乎?看似“公平”的疫情之下,受伤害最重的永远是社会底层、穷困人民。


2月份我曾在芝加哥听过该市第一位黑人女性市长(同时也是同性恋)洛丽·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的演讲,言语间能听出她对少数群体的深深的悲悯和无奈。理论很苍白,事实更残酷。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期间,有钱人往往居家去人烟稀少的私家庄园避难,而穷人则流浪在城市街头,成片地倒下。虽然我很喜欢刘慈欣的名言“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障碍,傲慢才是”,但从社会结构上看,“弱小”和“无知”的族群,受伤害确实是最深的。有视频总结了疫情初期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他们宣称自己的肤色将给予自己对病毒的免疫能力。现实很快打脸,教训确实惨痛的:为什么如此“反智”的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受众群体?启蒙运动已经三四百年,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却还远远未曾真正到来。文化知识水准与社会经济状态在一些群体里,形成了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


▲ 芝加哥市长洛丽·莱特富特(Lori Lightfoot)。 © 孙超


“大流行”初期,由于东亚裔(华裔、日裔、韩裔等)是街头佩戴口罩的绝对主力,口罩所引发的误解和歧视确有一些:人类总是对不同于日常的现象心怀恐惧。随着3月底CDC开始推荐全民户外佩戴口罩,事实又变成了“歧视”不戴口罩的非洲裔和拉丁裔;而预警意识强烈、口罩库存充足的东亚裔,又隐隐成了“大流行”新阶段中的主流。


不论如何,令人悲伤的是,显性或隐性的各种歧视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当下这样的动荡岁月。即便在我国的社交网站上,有时候也能看到针对主流族群以外群体的不友好言论。当道德感开始无力的时候,恐怕只有法治是最后的屏障。我真心希望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回击,不因事情之小而无视;而各种场景下相对的主流群体也能推己及人,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自己就有可能陷于弱势群体之列。诚如那段著名的反思:“当他们(纳粹)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当然,要想根本改进弱者的状况,还是依靠自立、自强。国家层面,我们能看到曾经的穷国、弱国,现在腾飞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大政权;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大西洋月刊》最新一篇文章里的话说,“强大、有效的现代化国家,在必要时能够集中部署权力,以保护社区、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族群层面,富裕的族群往往能自顾有余、互助互惠;而穷困的族群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轮“大流行”中,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自嘲为“打完上半场、继续打下半场”的在美华人群体,在齐心协力援助祖国抗疫胜利之后,又积极投身到支援所在社区的战役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尽管难于登天,但危难时刻的同舟共济终究能改善人群之间的隔阂。


▲ 中国人民大学湾区校友会捐赠给当地社区的物资。 © 孙超


从这个角度看,杨安泽的文章应当这么理解:积极投身社区邻里,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无疑是正确的;而面对种族歧视更要勇敢依法回击,才能赢得普遍的尊重。杨安泽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博士,如果能在《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中更鲜明地指出后者,恐怕就不会遭到如此多的质疑了。事实上他在接下来的一篇访谈中,反复强调了这点。)



▌Somewhere People v.s. Anywhere People


再细细想想,族群之分还不足以解释很多现象,另一个分类方法给我很大的启发。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是英国的一位记者、编辑,他在一本书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里提出了“某地的人”(Somewhere People)与“任意处的人”(Anywhere People)的概念。《纽约客》的一篇书评说,这个提法是“及时的、部分有说服力的,以及政治不正确的”。


这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在英国的场景下,Anywhere People工作在城市,相对年轻、富有,受过高等教育,流动性高,而且包含不同的种族、民族;而Somewhere People则恰恰相反,他们生活在小城镇和农村,相对年长、贫穷,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流动性弱,而且基本都是白人。前者人数估算下来有25%,后者则有50%(剩下的是中间派、过渡人群)。这一定义在美国、甚至在中国(不考虑人种问题的话)都是接近成立的。我理解,在中国版本下,这叫做“五环内人群”和“五环外人群”。拼多多的黄铮说,“五环内人群”理解不了“五环外人群”。其实反之亦然。十年前申音的《W和L》,讲述了中国社会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我们的精英也许和美国同步,草根却与越南同步。”


在古德哈特的概念里,Anywhere People主导了精英教育、金融、媒体和政府机关,他们都分布在伦敦附近;而Somewhere People则执着于他们的本地传统、国族认同和中下阶层家庭价值观。前者占据了后者太多资源和机会,无论是教育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古德哈特对后者充满了温情,但后者只需要解决方案。然而,现实是,暂时无解。


回到这次“大流行”。


我可以先下一个武断的结论:Anywhere People打开了全球“大流行”的潘多拉魔盒,而Somewhere People则品尝了最大的苦涩。作为人类最自然的反应,Somewhere People对Anywhere People投以敌意的目光,难道不是最正常的么?很多撕裂,由此而来。


“大流行”中,Anywhere People可以在家办公,甚至可以飞到别的更安全的地方谋一份类似的职业,薪水虽有可能受到影响(对于zoom这样的互联网企业,说不定还收入还更丰厚了),却到不了影响生活的地步;而Somewhere People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忽然一纸通知就发现自己失业了——甚至不仅是失业,而是整个行业的需求都消失了,连再就业的门缝都看不到。


在英国语境下,Anywhere People秉持“进步的个人主义”(progressive individualism),对自治、高机动性(mobility)和创新性看得很重,而对信仰、旗帜和家庭这“三个F”(faith, flag, and family)不屑一顾。机动性是很重要的概念。这次“大流行”中,坚守本乡本土的多半是Somewhere People,买张机票就“跑毒”的多半是Anywhere People。


国内疫情初期,从武汉到上海、北京甚至欧洲的同胞比比皆是,国内舆论场对他们一度极其不友好。缘何?因为并不是每个武汉人都有能力远走他乡、将自己或全家安顿下来一阵子的。要知道,当时大家并无法判断武汉封城的这“一阵子”将会是77天还是177天。国内疫情后期,“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成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标题,针对的是躲避疫情回国避难的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事后来看,尽管政治上未必正确,但这样愤怒的声讨,又何尝不是Somewhere People(刚刚扛过了疫情最难熬时期的国内民众)对高机动性的Anywhere People的本能反感?用知乎“公子V”的话说,大家反感的就是他们“把好处全占了”。


然而,Anywhere People正是当今这个时代有能力、有意愿“把好处全占了”的一群人。“候鸟式”生活——冬天在三亚冲浪,夏天在阿尔卑斯滑雪——这样的生活谁不想呢?尽管未必说出口,但事实往往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前现代生老病死于本乡本土的Somewhere低机动性质,对于当今社会高机动性的Anywhere People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可以声讨、可以嫉妒,却难以改变。


当然,说难以改变也有点太武断了。政治,正是人为改变社会结构的武器。以我的预判,这次“大流行”过后,Somewhere People会发起更猛烈的反击,要么是在政治和社会上限制Anywhere People的权力,要么是在经济上要求更多的补偿。在选票国家,这最终会体现在选举结果上;在非选票国家,这至少会体现在舆论和民众情绪上。总体上,世界会走向更加“福利化”的方向:中低收入阶层要求更多的转移支付,以及对富裕阶层更多的限制。公平与效率的钟摆,可能会摆向看似更“公平”的一面;“庶民”与“精英”的敌意,也可能会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还有一系列可能衍生出来的后果,下篇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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