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老师的来信:办一场冬令营会有什么后果?

作者:铁臂阿童木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那就拼命和稀泥。”成了基层的共享土壤,很多问题在这样的土壤上被喂养得越来越大,真正教育没有了容身之处。


 01 〕


“开门,开门!”村干部和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站在小学堂的铁门外,朝里面喊。我的心往下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打开门,他们走了进来。村干部指着我,对那位黑夹克说: “这是学校的校长。”接着又对我说:“这是县里某某局的李局长,是我们村的挂点干部。”


李局长有着一张典型的公务员脸——四平八稳,不动声色——他问我:“现在都放假了,学校怎么还有人。”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说:“我有几个朋友,趁着假期,过来陪陪学校的孩子玩玩游戏。”


他默不作声地打量着学校,教室里孩子们在专心参与志愿者老师安排的活动。而在我和这两个干部之间,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我的心跳得很快。


李局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走出了大门外。


志愿者老师们的领队童老师走了过来,我把事情告诉他,这个年轻的男孩乐观地说:“没事儿,你看,他们都走了。”我摇了摇头,强烈的沉重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风雨必来。


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是镇中心校的领导。多次深呼吸之后,我接通了电话。


“我接到上面领导的电话,说你在学校里搞什么活动。不管搞什么活动,立刻给我停掉,听到没有?”电话挂断了。


很快,教育局的一个领导和中心校的几个领导驱车出现在了校门口。他们面色沉沉走进教室,站在教室后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受到那斜过来的眼风里压抑着的怒火。


志愿者老师们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留了一位老师在教室里陪孩子,其他老师都跟了出来。


“你们从哪里来的?什么机构?怎么联系上的?”连续的发问,都被童老师有条不紊地接下了,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接着,他试图说服领导,让我们把冬令营办完。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们这个活动立刻给我停掉,马上!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情谁负责?你负责吗?”他盯着我说,“你也算老教师了,我主要看你工作还比较积极,让你坐这个位置,出了事,今天是老师,明天就坐牢去了!”


童老师解释说:“我们所属的机构是在民政局注册过的合法机构,而且我们机构做冬令营夏令营有十多年的经验……”


“你还不明白吗?”领导打断了童老师的话,“你们合不合法跟我没有关系,你去哪里办都行,但是就不能在我这里办。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出了事谁担这个责任?”


“我们已经给每个参加冬令营的孩子购买了保险,而且经过了家长的签字同意……”说着,童老师将家长签了字的安全责任书递给领导。


“你要我重复多少遍?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办去别的地方办,别在这里办。”领导将这堆责任书往旁边一放,有些动怒了。


“别说什么民政局,没有我们教育局的文件,你们什么活动都不能办。”其他一同来的领导也因为我们的不识时务而感到啼笑皆非。


▲ 一所乡村小学的外观。© 图虫


 02 


“老师你被骗了吧?他们是来拐小孩的吧?”

“我家孩子才不会去你们那个小学校,我们去的是大学校。”

“去你们学校参加活动,下学期我家孩子也不会去你们学校读书。”

“你们要收多少钱?不收钱的准没好事儿。”

“你们管饭吗?”

“我不懂,我不管,等他爸妈回来再说。”

……


家长们说什么的都有,什么态度都有。


“真的有大哥哥大姐姐来我们这里吗?”

“教画画吗?弹琴呢?”

“唱歌和跳舞呢?”

“老师,我真的很想来参加,但是我家里人不同意。”

“你要和家里人哭,你说你一定要来。”

……


孩子们兴高采烈,也烦恼不断。


招募孩子来参加冬令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啼笑皆非。孩子们的热切是我的动力。


玩偶、布料、彩纸、乐器、图书……小小的电动车,载着我和一箱又一箱的神秘礼物,往返于村里的小学堂和镇上的各家快递店,一趟又一趟;和志愿者老师们通过微信视频,制定课程表、认领课程、做课件,一次又一次;就像玩一个并不确定的拼图游戏,冬令营的样子慢慢被拼凑起来。


志愿者老师们坐了一天的火车,来了。这幅拼图,完整了。常年沉寂的山村小学堂,灵动起来了。孩子们小鹿似的在校园里蹦跳。


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报上名的孩子,趴在窗户外、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去。家长们的困惑和疑虑一扫而光,对我说:“老师,我们这里的小孩子就需要这样的老师和课堂。”


我就像一位老农,在冬日的蓝天之下,暖阳之中,守望着我的麦田。尽管我的心从未真正安稳下来。果然,它结束得如此猝不及防。


一开始,内心的不甘、愤怒、悲伤,愧疚就像奔腾发酵的岩浆,却只能死死压住,无法破土而出。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所有负面情绪都蒸发得差不多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我违规在先——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将举办冬令营的申请层层上报,等待同意并获得审批。因为我心里,很多人的心里,都再明白不过,合规的道路是条死路。


很多程序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告诉想要走这条程序的人,把自己的想法掐灭是你唯一能走的路。课间连孩子跑跳都明文规定不允许的乡村学校,怎么可能让一个非官方的冬令营存在呢?


但是我们的孩子,这群在精神和情感等多重贫瘠里的孩子,我们这孤岛似的山村小学堂,都需要和渴望它的发生。所以我们努力让它发生。


我也很清楚,“领导”是一个角色,一种身份,也具体是谁,没有太大关系。一场戏唱到那个时段,大概率都是:该出场的就会出场,该做的动作,该说的台词,该摆的神态,都会按照剧本,一丝不苟地来一遍。


先不去讨论这种规定的合理与否,挟规定而治下的叫停,确实多少也镀上一层正义和正确的薄膜。但是《教师法》,以及教育部三番五次各种“减负”、“推行素质教育”的红头文件,只在网络上爆虚火,在真实的基层,被视若无物,也是长久以来广泛存在的事实。


在这里,有的文件貌似针对基层情况,有的则出于“防患于未然”,乱箭齐发,绝大多数却只在真正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而从未正眼看过问题,更逞论解决,它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文件我已经发了,办没办,办得好不好,能否百分百杜绝意外的发生,就是你工作到不到位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解决问题是假,互相推卸责任是真。


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那就拼命和稀泥”成了基层的共享土壤,很多问题在这样的土壤上被喂养得越来越大,真正教育没有了容身之处。这才是这场脆弱的教育突围战失败的真正原因。


至于哪些规定要成为师生每时每刻的紧箍咒,哪些文件注定用来蒙尘,只能自行体会去吧。


▲ 2019年3月,山东博兴县湖滨镇一所小学,两名义工在和农村儿童一起做游戏。© 图虫


 03 


经过这场“失败”,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有一点觉醒的弱者除了抱着更弱者痛哭,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觉醒其实会给弱者带来痛苦。是的,我还是那个弱者,我们的孩子也是。


随着志愿者老师们的离开,随着我的迅速被调离,我可以感觉到我和那些我珍视的关系正在变淡。那条好不容易被撞开的,可以吹进丝丝春风的小缝,消失不见了……


在送走志愿者老师的那天早上,我听到有不成调的陶笛声从身后的山村传来,这是这群可爱的志愿者老师们留给这里的回响。我想肯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只是我不知道,这些是随着时光而生长,还是因着光阴而被永久掩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