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医学热背后是年轻人求稳的大趋势

刘远举
2022-07-06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全文28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你永远不知道开着红旗、仪表台放着国旗、后备箱放着单位发的大米、油、水果的男生,有多香。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字跌破了警戒线1.5。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根据2022年《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统计情况,2021-2022年临床医学重新回归高考热门专业Top5。这已是“临床医学”第二年排在第五了,趋势已经形成。


这种趋势,可以说受疫情影响,人们被白衣天使的精神感召,但影响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趋势的变化。某种程度上看,临床医学热只是“进入体制热”的一部分。


第一波考公热是在2004年前后,那时“非典”刚过去不久,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第二波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也是因为经济受到影响,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相比2005年翻了4倍;当下的进入体制热,则是最新一波。


而在2008年与当下之间,则是年轻人寻求进入体制意愿的一个低谷。2015年前后,“双创”与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创业、财富自由、30岁退休这些浮华的野心,驱动着年轻人投入创业、互联网公司。加上大部制改革,限制了报考名额,考公进入低谷。那时不但年轻人不想进入体制,反而体制内的想出来。公务员一旦离职,就能拿到数倍于原来的收入。现在回想之前的双创热潮,只能说,当时只道是寻常。


大学生纷纷考公,一种解释是:与铁饭碗、经济景气等等都没有关系,而是与稳中向好的经济所催生的后物质需求有关:那就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需求。另一种解释是:“年轻人乐于追求安稳,不愿意为了难以把握的未来去冒险,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追求稳定的小农意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如今的编制内公务员岗位,社会地位很高,考公热也是年轻人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一种追求。”


或许都有道理,但今年就业形势的确很严峻。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76万,比2021年的909万增加了167万人。而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其实大学毕业生数量并不是问题,毕竟没考大学也要就业。如今的二本,就被视为以前的职高和技校。所以,问题还是在于年轻人就业问题,在于经济对就业的接纳能力。当下中国经济仍然受到不时发生的疫情影响,各地不时陷入封控状态。此消彼长之下,年轻人就业,真的很难。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2%,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当赚钱机会多、发展机会多的时候,大家就愿意去赚钱,当就业大环境不景气、预感赚钱不易、风险很高时,大家就会选择稳定。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各种裁员新闻,也让毕业生感到忧虑,稳定性就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追求,刮起了考公、考事业编的热潮。


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只招3.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的共有212.3万人,远超去年同期。招录比为68∶1,创了历史新高。最热门的岗位报考录取比例达到了2.08万:1,可见考公的竞争有多激烈。除了国考,现在很多省考的招录比更高,比如河南的招录比为75∶1,云南高达83.7∶1。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分两个批次发布了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这些岗位涉及朝阳区多个基层单位的普通岗位,如城管执法岗、综合管理岗、党群工作岗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拟录用的208人中,全都取得了学士、双学士或硕士、博士等学位。其中,拥有学士或双学士学位的74人,另有 131人拥有硕士学历,占到全部人数的近3/5,剩余3人则为博士学历。其中,酒仙桥街道办“城市管理执法岗”拟录取人员为北京大学的博士。简单地说,博士当了街头的“城管”。


这不是偶然现象,北大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北大校本部共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49.79%,去国有企业的占27.14%。也就是说,签订了三方协议的北大毕业生有超过3/4进入了体制内!


体制内,的确可以满足毕业生的稳定性需求。




公务员的薪资待遇不算很高,但工作压力不大,早九晚五、双休基本能保证。虽说现在一些基层部门的压力也大,但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稳定性毋庸置疑,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不会被辞退。不用担心失业还不上房贷;更不用担心40岁以后的“中年危机”。


此外,公务员、事业单位,各种福利多,社会地位也高,考上了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社交圈子扩展出去,能接触到一座城市的各种关键部门、关键单位,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都比较方便。


中国的丈母娘是最敏锐的,“厅局风”已成为婚姻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着装模式。服装标志着身份,婚恋市场的着装密码,反映了社会取向。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你永远不知道开着红旗、仪表台放着国旗、后备箱放着单位发的大米、油、水果的男生,有多香。


比起公务员,医生就更香了。


医生相比一般考公、考编制,更是进退自如。大多数医院都是公立的,医生是有编制的,不用担心被辞退。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医疗行业的规模会扩大。一般公务员、事业单位也有一些效益工资、奖金等等,但终究不是一个盈利单位。但是,医院可以光明正大地盈利,所以医生的奖金、绩效工资的天花板更高,病人多,医生收入也多;工作量大,医生的收入也会多。此外,医生还有各种合法合理的单位外收入,比如讲学、学术交流,还有各种灰色一些的红包、回扣,以及学术活动名义的旅游等福利。医生当然也需要不断熬年资,相对而言,基层医生比基层公务员待遇还会更高一些。待到熬到科室主任,收入、社会地位就都很高了。


医生是一个接触范围很广的岗位,会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形成广泛的人脉。这种社会资本,会带来很多便利,不见得比一般公务员差。医生在医疗体制内往上走,从专业技术岗走到行政岗位,也可以从政。医疗体系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两条腿走路的,有公立的,也有民营医院,医生想要更高的薪资,可以跳到民营医院。所以,综上所述,医生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具体制内与市场的好处。


某种程度上,考医学的高中毕业生,本身就是成绩好的。相比其他学生,他们早四年就在布局进入体制的路了。考医生在考公务员之前,公务员是本科毕业才能考,医学生毕业了也能考,选择医学意味着以后的双保险。当然考上了医学专业,大多数人是不会去考公务员了,而是选择读硕士,甚至博士,然后进医院。毕竟,到本科毕业这个阶段,谁都可以考公,但能继续在医学深造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了。


所以,临床医学热,只是考体制热的一部分,与疫情、或者救死扶伤没有太大关系。


可以佐证的是,“考教资热”持续高涨。事业单位的两大部分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从数据来看,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410万人,到2019年则攀升至900万人,到了2021年则达到1100万人,其中有800万是非师范生。


临床医学热、教师热就本身来说,不是坏事。但如果年轻人都选择稳定,那么,自然会远离创新,不能充分发挥技能、知识,对国家而言,意味着隐性失业。


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就是具有劳动能力并在职工作,但工作量不足、不能充分发挥技能、劳动生产率低于他所能够达到的标准的就业。


计划经济时代,隐性失业是常态。国有企业,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而是讲政治,经济效益不好,也不裁员,不破产。本来三个人可以完成的事,用五个人来完成,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存在大量冗员。或者,能用机器完成的事,用五个人来做。


显然,隐性失业就是时下最时髦的内卷——虽然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投入到学习的时间都在增加,但隐性失业阻碍了这些投入带来更大产出、提高生产率,当然,它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


题图来自《“归国潮”撞上“裁员季” 5G时代,留学生就业突围,路在何方?》,载于光明日报《留学》杂志总第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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