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让年轻人生孩子?先解决why,再谈论how

维舟
2022-05-13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45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专家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搞错了——他们设想的是“怎样让年轻人愿意生孩子”(how),然而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关键是“为什么要生孩子”(why)

就在不到十年之前,当大家谈到诸如贫穷、争抢等各种社会问题时,最后往往都会归结为一点:“中国人太多了!”那时候,“人多”几乎像是中国社会的原罪,被视为无数问题的根源。由于那些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专家主张,中国适度人口应为7亿人,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都相信,如果人口减少,全社会都会更加幸福繁荣。


现在,当年的期待正在成真: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仅763.6万对,创下1986年以来的新低,仅及2013年最高峰时的56.6%;2017年以来,全国每年净增人口依次是779万、530万、467万、204万,2021年仅为48万,跌得很快,今年极有可能是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第一年,比一些人口学家所预测的人口峰值提早10年以上。


然而,舆情已完全变了,如果说当年是恐慌将来人口太多,那么,如今却又倒向另一个极端——恐慌将来中国人口太少,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和未来。问题是:当初让人“少生优生”就够难办的了,现在却是“放开生,也不生”,年轻一代都喊出了“不婚不育保平安”,怎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生孩子?



五花八门的“催生”


对中国人口未来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毕竟,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存续,归根结底都得靠人。如果人都没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创造、国家和政府的生存,都将无从谈起——人口并不仅仅只是负担。


人口问题的关键还不止数量上的多少,更重要的是结构:中国劳动人口2015年就已达到峰值,由于年轻人不愿多生,而他们的父母辈不断变老,曾让日本头痛不已的“老龄少子化”在中国将以更庞大的规模迅速浮现。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4.2%,正式越过“老龄化社会”14%的标线。庞大的老年人口,与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得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储蓄下降,进而拖累投资下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这个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有人意识到:早在2013年底,国家就推出了“单独二胎”政策;2015年10月又实施“全面二胎”政策;2021年5月再度放开“全面三孩”。这也确实在短期内掀起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尤其是一些受限于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想生而不能生的“80后”夫妇,但这最多只是延缓,明显并未能阻止出生率一路下滑——想想就知道,如果二胎政策奏效,恐怕也就没必要进一步放开了。


为了鼓励年轻人“我为祖国多生娃”,许多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建议:人大代表吴金笔建议,税收、医保、购房政策向“三孩家庭”倾斜;湖南省劳模聂鹏举提出,对第三孩免除高中三年的教育费用,第三孩高考加10-20分;其他建议还有打击学区房、推出公办托育服务等。


3月28日,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强调要减轻年轻人结婚生育的负担,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在高房价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


经济学者任泽平的想法比他更大胆,将“多生孩子”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提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多生5000万孩子,对于一二线城市,生三胎可以考虑奖一个购房指标。在他看来,要让未来更有活力,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

 

这些建议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年轻人不生是因为经济上“生不起”,所以只要减轻他们生娃的负担,加上物质奖励,就能让他们乐于生娃。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对“95后”的年轻人却都效力可疑——如果他们连一胎都不想生,甚至连婚都不想结,那对二孩、三孩的种种奖励又有什么意义?何况如果真要减轻负担,还有什么比不生孩子更轻松的?网上有人因此尖刻地挖苦,这些奖励举措好比是“法拉利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

 

物质激励效力有限,还有什么招?2021年北大法学院毕业演讲中,章永乐副教授公开鼓励学生本科期间结婚生子。梁建章也抱怨,中国现行的法定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不得早于20岁)是全世界最高的,既然现在要鼓励生育,那就有必要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然而,“早婚早育”大概率都会致贫,因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越是繁荣发达的社会,年轻人普遍的理性选择都是晚婚晚育。

 

如果激励无效,那么试试惩罚?网上不乏有人提出向不婚不育者征收惩罚性的重税,打击流产堕胎。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还建议:每个人必须先生育两个孩子,才有权利使用避孕产品。今年4月,湖北省荆州市人大代表、长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华成主张,年轻人不婚不育是受社会舆论影响,因而为了营造浓厚的婚育氛围,要多宣传美满家庭、优生优育,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独立女性”和“丁克”等理念减少报道或不予报道,“对不符合流产情形的堕胎行为给予相关责任人严厉处罚。”

 

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于:无论是物质激励也好,福利保障也罢,可能都难以 “催生”,至于那些惩罚措施,也许会让年轻人对生育产生更大的恐惧。看看日本就知道了,近几十年来日本从未出台任何限制性生育政策,跟国内相比极为宽松:新婚夫妇可获最高60万日元补贴,男性陪产育儿假30.4周为全球之最,0-3岁儿童每人每月可享1.5万日元补贴,且过去30年里房价相当稳定,不存在高房价对生育的阻碍,然而,日本的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以至于要专门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来应对这个难题。

 

也许意识到这些软硬举措都可能失效,历史学家葛剑雄一度提出要恢复孝道,他的结论是:只有某种保持社会繁衍的宗教信念,才能让人们愿意多生,犹太人和摩门教徒都是如此,而在中国,就只有孝道。应该说,这个推论不无道理,但我觉得唯独遗漏了一点:“多子多福”这种理念已经没法与时俱进、给年轻一代提供有力的信念支撑了。

 


“见人口不见人”

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

 

从表面上看,因为房价高、教育负担重带来的育儿成本高,但如果真找一些年轻人来深入谈谈,就会发现,那些提出种种建议的专家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搞错了——他们设想的是“怎样让年轻人愿意生孩子”(how),然而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关键是“为什么要生孩子”(why)

 

所有的刺激生育措施,说到底,只有在人们有生育意愿的时候才能奏效。这就好比打折促销,你得先有购买意愿,打折才能让你动心,如果你根本不想买,免费送你都未必想要。因此,就算任泽平等专家的提议奏效,那极有可能也就是在近几年的窗口期,犹豫的“85后”夫妇还可能被打动,过了这几年,人口数字不是照样自由落体?


我觉得,很多专家谈论人口的时候,其实是抽象、宏大的叙事,“下一盘大棋”,却没有真正代入到个体的处境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换言之是“见人口不见人”。对那些年轻人来说,即使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暴跌一半,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多生一个孩子,对自己可就是实实在在的重负,自顾不暇,还嫌不够累?

 

在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幕不断出现。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访谈了很多美国夫妇后,在其名著《职场妈妈不下班》中得出结论:“第一个孩子让夫妻俩疲于应付,而第二个孩子则触发了危机。”在苏联时代,女性参加工作的同时也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因而有个笑话说:“你工作?那你被解放了。”很多女性理想的家庭是2-3个孩子,但现实权衡下来只生了一个乃至干脆不生。当时有一位女作家有一辛辣的警句:“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production),却被剥夺了再生产(reproduction,也指生育)。”这样的景象正在中国重复:很多职业女性将上班视为“休息”,因为这八小时内可以不带孩子,不忙家务。疫情之后的在家办公,却让她们疲惫不堪。

 

当越来越多女性觉醒,自然会意识到,自己在为这个体系的延续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却从未得到真正的回报,因为这一直被默认为是你的“天职”。事实是,中国有一个顽强的传统:为了社会的低成本运行,以道德、习俗的名义让人无偿地提供服务,而这通常都由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承担,但现在,人们开始发问:为什么?凭什么?

 

现在很多人相信,“恐婚恐育”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可以通过“做通思想工作”和奖惩的软硬两手来解决。然而问题在于,“恐婚恐育”是不少人反复权衡之下的理性决定,其背后其实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利诉求。反过来说,如果你提出权利诉求,却被当作孩子一样语重心长地说教一番,那意味着你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有思考能力的“人”来尊重。同时,在这个系统中,改变人要比改变权力结构容易。这种情况不改变,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一个强固的结构之下,个体的诉求遭到更强烈的干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生育也是同理,这不是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就来。事实上,一个大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棘手问题,经常是此前用力过猛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吸取教训,而往往是再朝另一个方向用力过猛。既过度干预,又缺乏预见性和调适能力,最终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逆的,需要接下来的几代人来承担并消化其猛烈的后坐力。



▌无需恐慌


即使是在功利性的物质层面上,也没必要因此太过恐慌。现在舆论似乎从以往“人多是坏事”猛然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有必要冷静下来想想:“人少真的全然是坏事吗?”

 

看看我们周围就可知,中国社会的劳动力仍然大量富余,并没有真正短缺,“灵活就业”的人数达两亿。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奇观:一边是专家们忧虑人口减少,另一边却又处处可见人浮于事的人力浪费和错配。一位朋友说,他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单位月薪三千,一星期就只干了一件事:把几个图片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打包压缩一下。

 

如果这样,别说“以人为本”,甚至连“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都谈不上。从经济角度,社会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从人的角度,很多人在经历了艰辛的求职、失业之后,感受不到生而为人应有的乐趣。尤其在疫情之后,有人说:“别说生娃了,现在觉得养猫狗都得慎重,特别怕我的猫被打死。”如果一个人连活着都觉得耗尽了力气,没有安全感,看不到将来,又怎么让他/她相信,让孩子来到这世上是件好事?

 

正因此,低生育率并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结构性的社会转型。从这一意义上,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有一位单身的年轻人坦然对我说:“在生育率这一块,算是我们当下为数不多在大踏步地往发达国家靠近的领域了吧。”

 

他说的对。眼下年轻一代的选择,预示着中国人口模式的重大转型:英国统计学家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在研究20世纪初期的人口普查资料后发现,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为连线,该线以东的欧洲女性大多早婚早育,但该线以西则有多达1/5的女性选择独身,即便结婚也是晚婚晚育。人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个人权利,而非单纯的家族繁衍。后一种婚育模式被称为“欧罗巴婚姻模式”,但只是最早出现在西欧罢了,所有工业社会无一例外都要迟早走上同样的道路。

 

既然如此,我们没必要过分恐惧出生率的降低,因为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如果真想应对好这个问题,解决之道既不是那些已被发达国家证实为没多大效果的“小恩小惠”,更不是惩罚措施,而是顺势而为,给年轻一代赋权,创造一个能让人感觉生活在其中幸福有保障的、对未来有希望的环境。不错,总有一小部分人宁可选择单身,任何生育激励措施都拿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选择也应当尊重。但如果从整体角度,这个社会希望人们能更多地生育,那么就需要通过好的公共政策,提供保障和希望,让那些愿意生的人能安心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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