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让谁的生活更美好?

南都观察
2020-03-05

新冠疫情犹如给中国社会这潭“静水”投下一块巨石,轰隆声下,浪花滔天。诸多被积压或被刻意忽视的问题随之显现。其中,“流动人口返城复工”在这一阶段格外突出。


为防范疫情,全国多地城市道口、小区相继升级管控,对外地人与本地人实行差别对待,把外来人口排斥在本地疫情的防控体系之外。这背后又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不得不谈”的问题:城市应该如何看待外来人口?

有人认为,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抢夺城市的公共资源、加大城市的照料成本、引发城市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控制外来人口就可以缓解“城市病”。但陆铭教授指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往往被过分夸大,因为其占有的公共服务很大部分是由自己承担的。而且,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是会在新增加的消费里多支出服务消费,而大量的服务恰恰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的。外来人口不仅不是城市的负担,还可以算作城市的财富。陆铭:外来人口是城市的负担还是财富?

2019年.在南都观察举办的“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吗?”夏季论坛上,段成荣提出:“城市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人为可以左右、调整的。”陆铭判定:“农二代、农三代不可能成为未来阻碍城市化的动力,只会成为推进城市化的动力。”在这一基础上,他断言:“我坚信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达到90%以上。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达到 90% 以上!专家这么说 丨 南都观察夏季论坛

所以,即便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也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能简单粗暴地以行政力量干预,更不是要违背市场力量,将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理解为要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

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由于谋生技能、支付能力等因素的相似,总会聚集在城市边缘,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外观形态和治理方式上都与城市有巨大区别,逐渐形成独立于城市体系之外的“城中村”。

长久以来,城市一直将城中村视为城市内部不稳定的存在,或是“城市病”的病症表现。两方矛盾不断激化,“清理城中村”、“清理低端行业从业人员”的事件时而上演。道格·桑德斯对城中村有不同理解,他在《落脚城市》一书中提出,城中村连结了乡村与都市,帮助外来人口迅速、从容地融入城市中,是农民通往“现代世界”的跳板,蕴藏着促进阶层流动的生机与活力。城中村这么乱,为什么不全给拆了?

▲ 因为土地资源稀缺和管理“真空”,城中村往往会出现“一线天”“握手楼”,难以抵御火灾、地震等灾害,也难以应对救援。© 第一财经周刊


当宏观政策作用到个体生命,流动人口的心理体验随之进入整体叙事。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马丽认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涌入令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又创造出了一个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的场域。当我们谈论外来打工者时,应该看到他们的尊严和人性层面的价值。城市移民消失前,我们真正“看到”过他们吗?

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根源无疑要追溯到户籍制度,因为它是构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户籍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迁移、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一系列建立在该制度之上的,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性障碍。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也正在经受着现实的冲击。面对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的夹击,中国的各大城市纷纷降低户籍门槛抢占人才,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储备资源,在这种“危机”之下,户籍高墙正在“局部坍塌”。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夹击,户籍制度高墙终要坍塌?

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乍看起来,目前的“户籍揽才”政策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人才的氛围,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待遇,但实际上,“户籍揽才”更像是利用新时代人才市场流动的热潮来表现一种浮于表面的政策改革,其结果可能是强化“户籍”而不是改革“户籍”。为什么说“户籍揽才”政策并不利于人才流动?实际上,“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提出。肖金成认为,放宽城市户籍是“治标不治本”,户籍制度应全面取消。专家建议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高度关注中小城市的留守人口 丨 南都观察夏季论坛

提及户籍制度,总会稍显沉重。不妨跳换时间与空间,从更轻松的角度去看待。

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不同时期的户籍制度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户籍制度 | 古代的人口登记有多严格?

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但总会有个“家”。越是大城市,以租住形式生活的人往往也越多,合租则构成了一种集合。R.E.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城市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基础设施的聚合体——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某种程度上,合租也是一种练习——如何在日常的琐碎和利益间沟通、协商,如何形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为什么我们很难在合租的房子里好好相处?也确实,如果我们连合租的秩序都无法形成,又如何去信任出租屋之外的,或者未来的秩序,又如何去抵御可能会出现的震荡?

▲ 706青年空间一直在做公共空间方面的实验,既有公共讨论的,也有共同居住的。© 706青年空间


可是,在城市中谋得一隅安身之所变得越来越困难。房价增速开始下降,房租却居高不下,加之政策“阴晴不定”,漂泊的人们想努力生活,却时刻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当作为基本起居空间的“家”被异化为资本财富或人性依托,我们“何以为家”?他们为什么被驱逐?| “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

城市也代表着秩序,秩序来源于规划。李小云认为:“城市化过程出现的问题,和城市化本身关系不是很大,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管理、规划。”肖金成进一步解释:“过去重视做城市内部规划,不管城市外部。这实际上是在规划过去,而不是规划未来。规划应是对未来的规划,能准确预测变化。不科学的城市规划还不如没有规划?!丨 南都观察夏季论坛

城市议题总与人口议题交会联结,因为在更宏大的层面,其二者互为主客,各有表征。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正遭遇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这或许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将一直延续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老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5年后中国人口或将下降,30年来海外移民接近千万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也就是说,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这表明我国居民进入老年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低;且老年人患病比例高,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慢性病的发生不仅严重地影响患者自己的生命质量,也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花费及照料负担,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老年人: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低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压力最大之时,80后、90后也已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独身子女,既要为自己父母的养老焦虑,也会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焦虑,全社会会出现较强的恐老情绪。人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但进入老龄社会以后,这种恐惧提前到来,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面对中国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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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上海,公园中的老年人。随着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保险负担剧增的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 图虫


还要继续“啃老”吗?啃老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父母攒钱,子女花钱,父母从事初级劳动,子女从事中高端工作,这样神奇的通力合作似乎可以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循环畅通”提供无尽的原始能量。它一方面可能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金融体制的改组。未来,它又会走向何方?“啃老”的中国家庭经济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以上是南都观察对于“城市”的部分观察、反思。我们容易把城市与自身区隔开来去看待,却经常忘记自己身处其中,我们所有的行动轨迹都与城市运行重叠,我们可以建造城市,也能改变城市。如果“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也能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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