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急于“表态”,就更靠近真相了吗?

曾于里
2021-07-20

曾于里


经营公众号的朋友跟我说起他的无奈:近来每次有上了热搜的社会新闻,他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就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少读者问他:你不对某某事件表个态吗?谁谁谁那么无耻,你怎么可以保持沉默?你不是自诩要为弱者发声吗,你是不是胆怯了?


其实朋友在个人微博对这几个热门事件都有转发,但他转发是出于加大舆论声势、倒逼更多真相的目的。更多是一种传播,而非基于当前互联网给出的单方面信源做出价值判断或评论。他有“发声”,只是他并没有“表态”,或者说,传播事实,而非传播情绪和立场,去支持哪一方或控诉哪一方。但在不少关注他公众号的网友眼里,不表态,就是一种懦弱的沉默,就是对恶者的助纣为虐。


知名文娱评论人“狠狠红”颇为精准地概括了当前互联网急于表态、急于做出判断的现象:“互联网推动了‘表态’的迫切性。在信息流里,一个人好像永远急迫地在做选择题,而选项只有两个,A或者B。互联网不让你做问答题。甚至不让你做填空题。互联网更不让你弃考。A或者B,现在就填下你的答案。填下答案,即刻就加入声浪,即刻就得到回声。


当“表态”成为一种对个人的裹挟,想要沉默就变得困难。只是急于表态,真的能更靠近真相吗?

 


▌敢于表态:任何表态都有回声

 

沉默竟然会变得困难?这一下子挑战了不少人的认知。大家更熟悉的传播学理论是“沉默的螺旋”,是人们被迫沉默;而非人们想沉默而不得。


1980年,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完整而系统地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在诺依曼看来,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opinion climate)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被人们所认知。人们出于恐惧被孤立(fear of isolation)的动机,会根据意见环境判断:自己的意见是优势还是劣势,是少数还是多数,这种“准感官统计”(quasi-statistical sense)影响着人们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和程度。这会导致与“优势”意见不一致的“劣势”和“少数”意见的沉默,优势意见进一步得到扩张,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沉默的螺旋”由此产生。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要是单向度的,受众的发声渠道有限,占优势的是媒体发出的声音。“沉默的螺旋”的确普遍存在,尤其是媒体发出的声音趋于一致时。即使是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仍有存在土壤,特别当某些特定议题的讨论出于种种原因受到限制,此时哪怕是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也轻易被划定为“屁股歪了”,人们被迫选择沉默;但大多数时候,“沉默的螺旋”的确是在被打破。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互联网的发声渠道是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高效的、即时的,信息的流动和交互是双向的。舆论场里不再只有一种垄断性的声音,一方面自媒体和意见领袖崛起,可以传播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被听到。


舆论市场里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多种多样的意见。这带来一个非常关键的改变:再少数的意见,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同类”与“归宿”。互联网将这群人联系起来,并在某些跟他们一样持“少数”观点的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形成一个圈子。再小的圈子,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抱团取暖;在“信息同温层”和“回音壁”等因素的作用下,人们不必因为自己是“少数”意见,唯恐被孤立,而放弃表达保持沉默,相反他们因为找到了同类,拾回信心,会认为自己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小撮人。


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事实真是如此,少数人的观点是对的。但在信息并不充分,客观判断没那么容易做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茧房和小圈子也可能让鲁莽的人变得更“自信”和“勇敢”了。


同时,互联网匿名性的特征,赋予用户虚拟的身份。虚拟身份的行为通常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现实身份与现实生活,这也免去或者极大削减了人们因为发出声音而被孤立的恐惧。这给人们以积极表态的勇气。“多数”意见不再一统天下,而是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讨论和博弈。有学者据此做出了“反沉默的螺旋”的判断。


在舆论市场,“沉默的螺旋”与“反沉默的螺旋”是一种共生状态。在某些议题上,“沉默的螺旋”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反沉默的螺旋”让多元的声音成为可能。


但“反沉默的螺旋”也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沉默的螺旋”,那些极端的、无知的、充满情绪化的声音,因为存在着自由表达和快速传播的环境,加上前述信息茧房的加持,很可能从“少数”意见变成“多数”意见,继而和前者一样逼得少数人保持沉默,依然不利于从多元交流中接近真相。 而在一再的“反转”过程中,社会信任被极大消耗,人们不再信任信息,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

 


▌急于表态:当情绪优先于真相

 

2016年11月,英国《牛津词典》公布了当年的年度词汇。之前呼声甚高的“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意为“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够影响舆论 ”。后真相,在英文里是一个复合词。其中“后”并非指时间先后,如“战后”或者是“赛后”,而是指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特定的概念变得无关紧要。 “后真相”一词最早见文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


2016年8月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文章《后真相时代的政治》(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重提“后真相”。他以这个词汇指涉当时沸沸扬扬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描述政客们出于自己的目的,无视客观现实,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甚至是阴谋论,来强化和极化偏见,或者散布某些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迎合受众的情绪与个人信仰,从而主导民意,并从中谋取政治利益。


“后真相”并不是说真相被篡改,或者真相消失了,而是真相变成很次要的东西,“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根据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去决定如何消费媒体,使用信息。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与其说人们不再相信真相,毋宁说人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更愿意去听、去看“他们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 真相是需要一块块拼起来的。© Pixabay


一方面人们在情绪的影响下,自愿受困于信息茧房,不去主动获取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信息,在小圈子里反复确认自己;另一方面,他们还急于表态,声明自己的情绪,急于给出价值判断。这样就会造成“反转新闻”频发。反转新闻,不仅仅是指新闻事实的逐渐厘清或走向反面(“反面”本身就有价值和立场的倾向),它更指涉舆论态度的颠倒反转。学者方晓燕、王胜源在一篇文章中对反转新闻这样定义:“在新的事实要素出现之后,公众对特定新闻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出现转向的信息传播现象。”


新闻“反转”后,人们可能从爱变成恨,从同情变成唾弃,或者将攻击的矛头从甲转移到乙。而逆转的过程,常常导致人们心理上的认知不协调,继而带来被冒犯、被愚弄、被伤害的情感。这种愤怒指向外界时,可能伴随网络暴力的滋生蔓延。


学者陆学莉梳理了2013年至2015年间影响广泛的29个反转新闻的人物模型及议题设置的特点,发现这些反转新闻的议题设置都有“表层现实+中观焦虑+深层主题”的特点,也即这些议题背后不约而同都承载着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或社会困惑。


与此同时,新闻人物可归结为悲情形象、恶俗形象、普通形象、特权形象、英雄形象等五种。其中以悲情形象和恶俗形象为多,所占比例分别为34%和38%。悲情形象的角色定位是弱者、受害者、失败者,恶俗形象角色定位是猥琐者、迫害者、跋扈者。这样的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有意无意挑起受众情绪,让情绪成为促进事件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为舆情反转埋下伏笔。


人们总是忽略或不愿意正视一个事实:很少有“绝对”或者“纯粹”的人性。一个从事法律援助的朋友直言道:很多受害者,出于渴望寻求帮助或者自保的目的,会不同程度地“撒谎”。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要公众放弃援助他人,而是希望公众切勿在受害者身上寄托某种“完美”的想象,并急于做出各种情绪化的表态。我们要有“受害者并不完美”的心理准备,在更多信息出来前,既要声援,也要有情绪上的距离。否则,当受害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情”或“完美”时,一定会有人大呼对人性失望,并把对受害者的同情转化为仇恨。


只要稍稍回顾下近来在舆论引发广泛热议、无论最后证实是真是假的社会新闻,会发现它们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并在某一个层面击中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人们更容易对情绪化的、与自己有感情共鸣的议题产生表达欲。甚至有些时候,社会新闻变成他们情绪的一个容器或载体——他们只不过是借助对社会新闻的“讨论”,表达出某种郁积已久的情绪。至于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在真相出来之前甚至之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进行情绪表达。


▲ 任何光源,都只能照亮物体的一部分。© Pixabay


在表达更容易、交互性更强的互联网世界,情绪化的声音更容易有回声。人们会在呼应与认同中受到鼓励,更积极地进行表达。这固然有助于形成舆论压力,倒逼真相更快到来,但一旦到来的真相与他们的情绪化认知有所不同,鲜有人会为自己此前的失当表态致歉,甚至为了维护自己认知的一致性,否认真相,为自己的偏见寻找(并不一定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在信息传播方面,这会造成公信力和社会信任的折损,在个人方面,也会伤害当事人,并影响公众自己对社会的感知和判断。

 


▌审慎表态:呼吁真相与必要的沉默

 

诚如复旦大学教授汪行福所言,当前舆论界的困境是:“权威知识本身已经陷入了解释学冲突(围绕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解释,而非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唯一正确答案),如果民间信息又出现泛滥和过剩的话,如何获得真相,就成为社会的难题。”一方面是获取真相要么难、要么慢,另一方面是情绪化表态在舆论场泛滥,甚至主导舆论。


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需要让真相得以到来。从现代哲学意义上,或许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真相”,但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全面的信息,会让公众更接近“事实”,这也是我们本文所谓的“真相”。因此,我们始终呼吁各方能够及时公布关于事件的更多信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有一个关于谣言的著名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事件越重要,同时信息越稀缺,各种谣言便越会甚嚣尘上。


当这个概念被置换到国内的语境里,情况与西方选举政治中的“后真相”略有区别:固然人们的情绪优先于真相,但前提是信息场中真相“匮乏”。换句话说,国内的“后真相”更多是衍生于真相缺席的大背景。人们并非不愿意相信真相,而是真相姗姗来迟;在等待真相到来的空档里,人们更多地选择了情绪、臆测与谣言,而非耐心等待。


这不难让人联想到今年5月的成都四十九中事件,官方对舆情的回应以及真相公布都不够及时,导致针对学校的负面声音一度几近失控。再比如航天控股的张陶在醉后殴打两名院士,6月发生的事件,却直到一个月后才爆发出来。哪怕调查与网传有出入,也很难服众,民众更愿意去相信小道流传的各种“内幕”和阴谋论。


▲ 2021年5月9日,成都四十九中发生学生坠亡事件。© 凤凰网


很多时候,官方垄断了核心信息,却迟迟没有公开;而市场化媒体获取信息与发表报道的过程又面临种种梗阻:这些都严重延缓了真相的公布,让各种情绪化表达或者谣言抢占了先机。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自媒体冲击下,严肃媒体的没落是肉眼可见的。自媒体一方面增加了多元表达和信息博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资源,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以获得资源,成了大部分自媒体的首要任务,为此不惜隐瞒乃至歪曲真相。甚至不少传统媒体也加入情绪化表态的大军,哗众取宠以获取更多流量。


传播学者方可成曾评论道:“媒体或自媒体不再承担主动求证、多方调查的角色,而是仅仅轮番充当了各方的传声筒。于是,一个本该被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说清楚的事件,被拆成了多个互相矛盾的版本相继出炉。”真相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新闻就会不断反转。深度调查愈发体现出不可取代的价值。


遗憾的是,深度调查也在不断没落。支持深度媒体,一方面需要社会给予调查记者更自由更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读者给予深度调查以更多的点击阅读,毕竟“一个反转新闻更少、扎实调查更多的世界,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在一个集体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里,我们更强调的是整齐划一,是别人表态,你也得表态。但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态度,沉默是一种权利,或者说,它也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沉默也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不针对缺乏事实证据的单一信源做过多的价值判断。如果有弱者在网上对强者进行控诉,而强者却迟迟未回应,不用急于谴责强者以表示自己对弱者的同情。只转发不评论,或者转发后不做倾向性的发言,既可倒逼信息公开、真相快速到来,也可规避情绪化表态让舆情愈发极化,降低舆论反转的概率。


除了克制自己表态的欲望,也要注意,不要以道德或其他任何理由强迫他人表态。一个人的态度属于个人私域的范畴,没有义务公开。更何况,强迫他人表态的人,往往对表态的立场有了预期,换句话说,他们不过是希望他人(常常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人)说出与自己相符的话,以确认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被强迫者的表态与他们的预期不符,接踵而来的是无穷的谩骂与侮辱。


审慎的沉默,是一种权利,也是必要的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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