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断吸纳人口,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南都观察
2020-01-30
到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并且人口会进一步往城市流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经回顾其家庭的变迁史,描述了1980年代的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当时“家里一间屋子堆满了谷子,养的十几只鸡给父亲换烟酒也已绰绰有余……”后来一家人陆续到北京谋生,村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也都外出打工了,整个村庄处于了无生气的静寂之中。刘守英自述家庭史:四十年的历程见证改革真义


这种“凋敝感”被很多走出农村的年轻人提及,在四川的一个藏族乡村,务实的年轻人们年复一年地外出,汽车和火车把他们送往成都、广州、内蒙古……运气好的,在外吃几年苦,挣点钱,回乡到山下买个房子,运气不好,落下一身病痛,甚至命丧他乡。川西藏乡年轻人:打工染发搞直播,哪个还回山上住啊

而因为种种限制,一些农村孩子只能留守在家,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去年夏天,生活在浙江淳安县的留守儿童章子欣被一对夫妇带走,人们后来在一片海域中找到她的遗体。当时有评论称“不要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在媒体人纠纠看来,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在客观现实面前,这既是城市中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言论,更是对无数留守儿童父母的话语讨伐——认为让孩子留守这件事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

640-7.jpeg
▲ 在袁凌的《寂静的孩子》一书中,他试图突破公众对留守儿童概念化的认知和情绪上的关心,令人切实体会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困境,“了解他们更复杂、更复合的处境”。(记录那些在人们视线之外的中国孩子 | 《寂静的孩子》

纠纠承认那些阻碍孩子随父母进城的客观现实(如孩子入学的行政门槛、城市中的高消费、不好的住房条件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需要探讨一些眼下“治标”的方向,“乡村基层组织仍然强有力运行,其组织能力、动员教化群众手段都很高效,而且在基层组织内仍有不少有道义责任的村长书记,如让他们通过调动乡村社会资源来保障留守儿童安全,效果可期。”(留守儿童章子欣死亡之后,我们该如何纪念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及其团队自2015年开始在云南省勐腊县的一个瑶族村落开展扶贫工作,村落位于国家级贫困县,背靠雨林,没有一条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经过几年和村民共同的探索,村民们陆续修建起了新房屋,开始发展旅游业。后来成立了创业小组、合作社,在李小云看来,“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搞农业,地也要种,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不能都种地,乡村要有新产业,三产融合乡村才能振兴。让年轻人回村,不只是种地搞农业 | 一个大学教授的扶贫实验

640-8.jpeg
▲ 河边村新貌。© 小云助贫

有人认为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懒惰,是个人的失败,在河边村几年后,李小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贫困是因为懒惰”是一个谎言,这种观点忽视了制度和结构在财富、资产、教育和机会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条件下对贫困的决定性影响。“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当多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河边村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的贫困陷阱。”李小云:贫困是因为懒惰吗?

在这种结构性的困境面前,穷人的发展机会被极大的压缩,李小云认为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理由对其不管不顾是在逃避责任,扶贫者止步于“尊重”这个道德屏障,就形同于把穷人推向深渊。真正的扶贫既不是强加给穷人一些简单的所谓的“方案”,也不是以“尊重穷人的选择”为由来掩盖扶贫者的无能和冷漠,而是让贫困之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李小云:穷人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在北川,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民间志愿者团队慢慢在当地扎下根来,从最初的救灾,慢慢扩展到助学、办农场等事务,其负责人之一高思发回忆最初“简单粗暴”的发钱助学,再对比后来更繁复的经营农场,说:“虽然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赋权,但是很少有人感受到什么是赋权。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共事,只是站在一个高地上说,‘咱们要赋权啊,咱们要民主啊’,但是没有和他们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只有我们真正一起做事了,共同去做赋权、做民主的时候,才终于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地震后,北川的“妈妈农场” | 留守在家的妈妈们救灾、助学、办农场,北川公益组织的十年探索

640-9.jpeg

▲ 新一年春种,“妈妈农场”从附近农家新租了一批土地,团队成员大多都有不同的种植经验,厨房也有不同的需求,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需要种哪些蔬菜。  © 南都观察


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公布其团队的研究成果,称“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原因包括儿童早期营养不足,影响智力发育,并且提出了“让妈妈留在农村养育孩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农村学生考高中、大学这件事,不仅和早期营养有关,还和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关,“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仅仅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也需要发展农村经济、改变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解决农村学生高辍学率,低学历的问题,不仅仅要将眼光放在教育的内容与水平之上,而且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资源分配格局,促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与抚养职能的社会化……”把妈妈叫回家,农村孩子就能考上高中?

而教育及其实践这个话题太大,我们单独用了一个专题来回顾过去一年的观察和反思,其中既有乡村一线老师、校长的努力,也有外部社会资源的注入。


640-10.jpeg


如果说中国的乡村需要振兴,核心的参与者当然应该是各地的农民,只有农村本身就有足够的发展机会,农民在故乡就能看见希望,才会形成一种内生的动力。而对于那些已经去过“外面世界”的返乡青年来说,需要更多的引导和帮助,才能免于孤军奋战,推动农村的发展。90后返乡青年:离开还是留下?

中国正在飞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从来离不开农村和农民,2019年夏天,在南都观察的“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吗?”夏季论坛上,刘守英提出:“在与城市的互动融合中,中国乡村正发生重大变化:自然村在空间上开始适当的集聚,类型不同的村庄逐渐分化。中国乡村虽然在变化,但可能不会像英国的乡村那样消亡,因为中国乡村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一整套制度的集合。

刘守英说:“今天,农业正在经历一场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源头来自于城市的需求,随着“粮食安全”概念的转变,农业逐渐变为可以有回报的行业,资源得以进入乡村。农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与第二三产业的结合度也在提高。如果中国这轮农业的产业革命成功,那么乡村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如何从“乡土中国”跨越到“城乡中国”?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