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在改革,为什么总觉得还不够?

1月13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宣告自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与自主招生不同的是,“强基计划”的分数比例中,要求学生的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分数构成则包括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这一计划替代了渐受争议的自主招生,既有新的期待,也有新的担忧。


高考被很多人视作当下中国最公平的考核制度,它让考生身处同一标准之下,凭着各自的努力获取分数。这种分数的“客观性”本身却确保了“公平性”——成绩如此,谁都没话说。但这也助长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人,却很少意识到差异并不等于低劣。与此同时,这一学习机制在要求人“全面均衡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个人发展的平庸化。因此高考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测试的单一性,比如人才的错误配置,使许多人读了其实自己并不喜欢也未必适合的专业。高考只是“最不坏”的机制,仅此而已

看似公平竞争,但高考分数其实不仅来自于天赋和努力,还在于其他的支撑——教育资源、早期营养、家庭环境……“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下,成功者除了拼努力拼天赋,往往还得拼运气。运气好的,生在了付得起高价择校费的家庭、被选进了举全校之力打造的网班,就有更多的机会考进更好的大学。运气不好的,生在了隔壁县、交不起择校费、没进到网班,机会就少一点。可能仅一墙之隔,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就是天壤之别。更别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距。”一些学生则直接远离了高考的“赛道”,去寻找别的出路。“自主招生”被废除后,谁最不可能考上大学?除了考大学,乡村教育还有别的出路?

▲ 理想状态下,如果公办教育的资源公平分配,大学里的城乡人口比例应该和全国的同类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为了弥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客观现实,一些高校出台了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招生计划,单设批次、单独划线,但在田方萌看来,这种补偿性的政策只关注了团体平等,却忽视了个体平等,专项招生这种配额制不仅会对大多数考生造成新的歧视,也不利于这一政策试图照顾的弱势群体。贫困生计划还可能会产生错配效应——把能力一般的学生硬塞进平均水平较高的快班,这个学生很可能跟不上老师的讲课速度。重点大学招生应该照顾贫困地区吗?北大录取低分考生,事件背后的“错配效应”不容忽视

关于高考的另外一个批评来自于大范围、单一化竞争导致的繁重学业,近年来各界则一直在呼唤减负。在林小英看来,素质教育政策出台后,出现了新的责任主体——校外培训机构,它出现于市场中,和家庭是直接的市场交易关系,它本来和政府没有天然的关系,可现在政府也要开始规范它的办学行为了。学校和校外机构之间则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只要学校空间被压缩,校外机构必然膨胀。因此政府与其严厉管控校外培训机构,不如着眼于学校内的规范性学习和闲暇活动的安排。“减负”越减越重,我们缺了哪味药?

与此同时,教育焦虑正在向着乡村蔓延,一些农村地区开始有了辅导班,但质量并不能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一些返乡的大学生想在村镇上做培训,面对着诸多阻碍。教育焦虑下沉,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 2018年10月,西南地区一名退休老师在假期的时候为孩子们补课。 © 谢运


高考确实算得上公平透明,但在这之前,如何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也能接受到公正合理的教育资源,让他们也能通过教育获得更多的机会,需要每个家长、老师、校长的付出。到2016年,全国不足百人的小规模学校共计12.31万个,其中有10.83万个在乡村,在一些乡村学校,老师和校长坚守数十年,积极为学校引入各类资源,从书包、打印机,到网课、支教和夏令营团队,萌发出各种创新。我在一所村小工作了19年,还是这里最年轻的老师都在给我们捐书包,很少有人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有人说:“你们学校的孩子这么开朗,不像是留守儿童”“学生少,家长不管”反而成了农村小学的优势?

兰茜曾经在乡村教育类公益机构工作,她从很多校长和老师中听到过“职业倦怠感”这个词组,她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只是把老师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到达儿童教育的一个管道,而没有把他们当作主体的“人”。同样,大量的公益组织也是这种将教师过于功能化的思路。于是,即使是那些为教师提供的服务或支持,也都是局限在专业上的,比如教学方法、理念、工具等。城市白领的职业倦怠感可能只是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但老师的职业倦怠感,可能会影响到一代人。只有当这些老师在整体上是一批有职业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人、有自洽而稳定的个人发展,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才可能得到更多保障。没钱没地位,乡村老师能“拯救”农村教育吗?一个小学老师的来信:办一场冬令营会有什么后果?

在教学任务之外,基层教师还面临着其他的压力,去年十月,一位基层老师撰文控诉她遭遇的形式主义,“基层老师苦不堪言,加班至深夜两三点,还有多少精力奉献给学生?”这些机械化的指标和处罚将教师放在了教育的对立面。如果必须优先解决其他非教育性的事务,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失业,就会变成挤压自己的授课时间,进而挤压学生的受教育时间。老师保护学生,谁来保护老师?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乡村教育?以安全之名,他们却这样教育孩子

▲ 学校行政任务多、存在较大教师缺口、教师流动性高……在这几座大山之下,一些老师对工作的怨气非常大。 © 兰茜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议题,是因为在代际传递中,教育不仅充当提升与保障家庭财产与地位的机制,教育还被期待充当防御家庭地位下降的防御性机制。中国社会高速发展40年以后,结构逐渐稳定,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教育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情境。而在这种传递和流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名牌中学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之间,逐渐形成一个“精英共同体”,这其中既有知识层面的交流,也有现实利益之间的融合。谁的素质教育? | “二代们”的教育选择及其困难北大清华毕业生“下沉”中学任教:“精英共同体”正在形成?

进入高校,依然有其他问题,在外国留学生方面,高校教师田方萌认为由于重视规模胜过质量,中国的留学生扩招变成了“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远非胡适描述的“大国之风”。这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我教了六年外国留学生,碰到过拿奖学金的“倒爷”还有学生则在学校里“混文凭”,逃课、作弊……“这些可能会成为毕不了业的原因,似乎只是暂时的,但更重要的是,‘混’带来的消极的心态、能力的欠缺,可能会在很长时间里伴随左右,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那些“混文凭”的大学生错在哪儿?本科毕业论文成鸡肋了吗?该不该取消?

教育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关于教育公平,也分散在机会、过程、结果等等方面,是保证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还是保证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还是在最后通过各种支持“计划”来确保固定群体的录取比例?

虽然受各种现实掣肘,但在不同的地域,都有人在为各自的教育理想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希望过去欠下的“旧债”能被尽早补上,面对未来,希望创新者们能有更宽广的创新空间,得到更多的支持。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