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社会的基础和实质

袁凌
2020-06-30
袁凌,作家、媒体人

通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和立足点。当前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这么看来,中国有多少人是成功的?有多少人是不边缘的?


可能这种不成功的、边缘的人才是社会主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愿意写普通人,甚至是某种边缘的、底层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整体的基础和实质。它既不奇怪,也不特定,反而十分普遍,我愿意一直去关注普通人。


▌我为什么要看见普通人?

有人问我:疫情过后,你最希望看见什么人?我说希望看见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一直在写作,却不太愿意追踪热点或流量很大的事件,而更倾向于关注一些特定的群体。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基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路数——书写普通人。

为什么写普通人,或者,为什么不愿意写那些所谓“成功”的人?“成功”的人身上并非没有写作价值,但我觉得,在他们自我感觉比较“不普通”的状态下,很多东西难以真实展露。而且,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被书写。

这可能是一种天然的现象。我出生在农村,从小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不那么“高级”的人,相比起来,他们的日常生活面临更多的危机。在危机下,生活面貌和人性的真实一面才有机会得以呈现。所以,我就形成了一种关注普通人的写作倾向。

我觉得普通人才是社会的根基和立足点。当前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这么看来,中国有多少人是成功的?有多少人是不边缘的?

可能这种不成功的、边缘的人才是社会主流,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愿意写普通人,甚至是某种边缘的、底层的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整体的基础和实质。它既不奇怪,也不特定,反而十分普遍,我愿意一直去关注普通人。


▌我看见了哪些普通人?

回顾起来,我接触的普通人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是我自己的家人和乡亲。我的写作背后有一种力量,来源于我的母亲和外婆。作为女性,他们对我的影响超越了家庭中的男性角色。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只上过一两个月的学,但她很善良,也很坚韧。我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母亲领着我们干农活。赶上天旱,母亲逼着我们和她一起用木桶从溪里抬水,一遍一遍地浇地。水浇下去马上就干,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母亲似乎是在说,要让老天爷看看天旱造成了多大的后果。这种虽然弱小,但却坚韧的性格,可能是底层人民特有的一种气质。

我的乡亲们大多也是很平常甚至卑微的人,看不出来什么有特色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做出多少惊人成就,却打造出我对世界的感受,形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当然也包括我写作的底色。所以,对乡亲那种天然的感情是我背后的力量。不知道能走多远,但我是因为他们而出发的。

第二类是底层的特殊群体。很多人由于偶然的、经济条件的制约,或者是制度性的不公平,不得不走到一个危险的地带,被抛入社会底层,最终陷入悲剧,成为“特殊的群体”。在底层,有些人会彻底垮掉,但也有人在坚持自己的人性。

比如,我的家乡没有什么资源,只有一些小煤窑,于是周边村子形成了下煤窑的风气。由于煤窑劳动的特点和风险,年深日久,家乡里形成了两个群体:尘肺病人和瘫痪矿工。

我家乡的尘肺病人数量庞大,他们一步步地失去劳动能力,最后成为家里的负担,死亡时非常痛苦。他们的生命像尘土一样,似乎看不到任何价值。我小时候的同学中,有一家三兄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这一家的遭遇非常悲惨。老大娶了亲,也是开矿,但很不顺利,死在外面;老二得了尘肺病,死的时候连像样的棺材都没有,用软兜子把尸体兜起来,抬尸时又滑落到草地上;老三也患上很严重的尘肺,失去劳动能力。

有些矿工受伤之后瘫痪在床,活动在有限的狭小空间。我认识一位瘫痪矿工,现在还跟他有联系。他既要活下去,还要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想以自己的十字绣做一些义卖、捐献。

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可能已经陷入悲剧,但他们仍然在维系自己的人生意义。他们虽然是受难者,也在争取当个正常人——普通人背后还有正常人的意思。他们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状态中,坚持自己人生的价值,承担自己的人性,非常可贵。

另外,上访群体也属于底层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身份更为敏感。我早前在北京接触了很多上访的人,前段时间,我还见了一个当年的上访者。初见她时我很震惊,看得出来她曾经是个清秀美丽的女性,但脸只有一半是好的,另一半面目全非——为了家里房子的拆迁问题,她用酒精自焚,把自己烧成这个样子,最后也只是得到了一间半地下的房子。

但她还在做公益,这非常可敬。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她在自身艰难的处境下仍保持住了人性的温暖。他们是一群卑微的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但卑微的人如果承担住了卑微,还能够散发出人性的光辉,那么他们身上的力量就会比那些不卑微的人还要真实。

第三类是历史中的边缘人。我读过历史专业,所以对主流历史之外的人一直很有兴趣,也接触到一些在特殊历史时期受过伤害的人。在他们身上,人性与思想交织,可以反映出我们时代的某种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更多的东西。

比如在抗战时期,很多青年女性追求进步,就跑到“灯塔”延安去。但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她们在延安的处境非常艰难,恋爱结婚都不自由,很多人结婚由组织分配,配给谁就是谁,自己是没有机会发展的。很多女性都是这样,明明有自己的追求,却在历史途中悄然掉队。

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看到的名人伟人背后有大量这样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他们默默地在革命的途中消失了。

前不久,我去西安见一位老人,他是从夹边沟回来的,已经80多岁了,他在夹边沟亲眼见过别人吃人肉,他没有参与,但是他把这些写在日记里并偷偷保存下来。当时如果日记被人发现,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不仅努力活下来,还把文献带出来了(这是唯一从夹边沟带出来的资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

这类群体大多是老人,他们身上似乎没有什么“温度”,却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跟他们在一起时,会感到深邃的压力。但我想,在我还能承受这种压力时,还是努力多见见他们,去给他们带来一点点人生的温情,能有一点是一点。

第四类跟我本人有关,就是在城市里漂泊的人。我从乡村出来以后,就跟中国很多人一样,看起来也正常,但是又不正常。你在一个大城市生活工作,但在这里你没有根,没有户口,也买不起房,甚至社保也没有正常交纳,这种漂泊感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这种群体是很庞大的。我写过我的一个朋友,她在北京漂了很多年,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就养了一只狗,后来这只狗去世了,她就非常的悲伤,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伴侣。她甚至幻想现在这只狗会转世,变成她的儿子。

这种漂泊感或孤独感,我想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我感觉中国大多数的人其实可能都处于一种飘的状态,心境都在一种不确定的不安全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也蛮能体现在我们社会生存的一些问题。

后想说的是孩子,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寂静的孩子》,里面写到一个孩子群体,这个群体是比较特别的,主体是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当时我去到广西的一个村子,全是留守儿童,一个村子可能有六七家走过去,没有一个家里是有母亲在的。所以当时我就感到,一个村庄怎么可以败落到这样一种地步?怎么可以寂寞到这种程度?那些孩子们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寂寞的情态,那么小的年纪,你就感觉到他已经放弃奋斗,放弃希望和反抗了,他已经懂得了很多他那个年龄一般懂不了的事情,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心态。比如他们会爬到树上去眺望远方,他们小孩特别喜欢爬树,你能感到那种期待,但其实同时又不抱期待的状态,让我感到他那么小,怎么能够有这种情态呢?

其中还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妈妈长期在外地打工,她还算好的了,爸爸妈妈都没有离异,爷爷奶奶在家里照顾她,但是她跟她的妈妈不能对话,为什么?因为她妈妈不是本地人,她妈妈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这个女孩子没有跟妈妈长期相处过,不会说她妈妈的方言,她妈妈一直在深圳或东莞打工,她们打电话,她都没办法跟她妈妈交流,就像外国人一样,她们俩无法说话,一个亲生母亲跟一个孩子没有办法说话,我还觉得挺悲哀的。

而另外一部分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就是跟着父母流动到城市,他们有他们的艰难,因为这样的话肯定住的很差,比如我写的《北京五环外的最后日子》,孩子住在窝棚里,后来窝棚还被人家摧毁了,学校收费还很贵,然后天天都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家里人辗转漂泊,住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夏天热得要命,也没有热水和卫生间,洗个澡要跑很远,到村子里洗,村子里澡堂被拆了之后,一整年都洗不到澡,生活是很艰苦的。而且现在好多小孩子又被赶回家乡去了,但他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在家乡待着,挣不到钱,还是要在城里面挣钱,孩子们就又变成了留守儿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流动儿童也是蛮让人心疼的,也希望大家能关心到这么一个群体。

以上是这么多年来我书写的普通人的几个群体。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产生联络,有一种彼此平等的关切和交流,我不愿意去做那种功利性特别强的采访。我想普通人和普通人相互看见、相互交流,这样我们大家互相理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少一些障碍和隔膜,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我想,不一定要写出多么优美高深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关心人、传达人。脱离了生活状态或现实背景,写作若想穷究人性里面的那种曲折,很可能会落空,我愿意把被书写者还原到真实的生活境遇当中,去安放他们的人性。这是我的写作倾向,也是我的写作目的。


▌我如何看见普通人?

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时候,我有三种视角。我曾经长期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写作者,还参与过许多公益的项目。记者、写作者和公益人,这三种视角对于基层的那些人而言,带来的认识和感受方式是有差异的。

做记者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去抓有新闻性、冲突性,也有时效性的点,更在意那些明显能引起大家关注的矛盾冲突,而不太去关心人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细节,但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或者普通人的身份去接触这些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也更能感受到这个人处于日常状态下的情态,而当你已经是他的熟人、朋友甚至亲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在非新闻状态下是怎样的,这种状态,就是更接近自然的状态。

但我不能说新闻状态下的人就是不真实的,因为当人处在那种条件下,它也是一种真实,只是这种真实,或许力度很强,但长远性并不强。这两种真实都是为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当前者引起我们的关注,才有机会让后一种真实被看到。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去采访新闻了,没有了对日常性的保障,社会会变得极度不公平,也不会有这种日常生活的可能了。

第三种视角,就是作为公益人去和这些人接触,这种情况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也会有目的性,虽然这个目的性和前面所说的新闻的功利性不同,但它也是一种目的性。你把他们视作公益的对象,而他们也把你看成一个做公益的人,于是你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帮助者与受助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强化某种东西,也会弱化某种东西,强化的是那个人需要帮助的情态,跟新闻报道类似,它会把某种东西集中呈现出来,甚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只是成为这样一种关系。弱化掉的则是他身上一种自主的自然呈现的东西。

因此,在我采访那些孩子的过程中,我并不是以一个新闻人或者公益人的身份出现,虽说是公益组织介绍我去的,但我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状态。不过,公益组织的介绍多少会让他们对我有一些信任感,但我也说清楚了我并不能给他们多大的帮助,我既不是来扶贫的,也不是来做慈善的。我在这种前提下和他们相处,才能让他们摆脱一个受助者的思维,让他的自我在一个比较自在的状态下自然呈现出来。

当我们在公益活动中接触人的时候,你如果想要真的去理解一个人,就要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局限,不去受限于这种帮助和受助的关系。比如对于一位尘肺病人,只意识到你要帮助他是不够的,他自有他生命的丰富性,也有他自己的需求,我相信,就算是病入膏肓的人也一定有他的人格和自尊。


▌当下,我们只能做好自己

当前的舆论环境有这样的状况,大家的注意力总是放在一些较为宏大的主题上,或者更多关注到流量明星和网红们,微博上是最明显的,明星随便有一个什么动态,就有无数的人去关心。但同时,普通人的一个事情,甚至涉及到很多人利益的一个政策或者事件,除非它是特别恶心或奇特的,其实能引起的关注并不多,写普通人的故事,关注的人也不会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眼下我们可能被诸多宏大的理念还有娱乐至死的氛围所包围了,这些东西剥夺了你的注意力,使得一些有价值的群体或者事件多少被忽视了。

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没有办法,作为写作者来说,我个人不会奢望自己能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多到烂大街的读者群,但是肯定会有一个读者群在那里。相对来说,这样的读者有他自己想要关注或关怀的,或者有某种面对自我和思考社会的能力,这样一些人始终还是有的,虽然这种人的声音很难发出来,也可能会减少或者受到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到一个全民盲视的地步。

所以在当下,我们只能做好自己,也要相信有这么一些同道者在,至于说怎么改变这种状况,真的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只能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必要跟风,就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没必要有那种落伍感或者说失败感,这就是我们眼下能做的。

*本文为袁凌在爱德传一沙龙“看见普通人”上的分享,经袁凌审定和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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