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年代即将过去? | 斯坦福访问学者的疫情观察之四

孙超
2020-04-21

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要素确保了人类的幸福:老天给脸(天时)、大国妥协(地利)、民众矛盾缓和(人和)。另外还有技术进步,“做大了人类总蛋糕”。根据现有资料,1830年后,地球似乎没有再进入“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迹象,在此暂且忽略。大国关系和民众矛盾在最近这次疫情“大流行”结束前后产生重大变化,是否威胁到普通人的幸福,确实难以预估。


上一篇文末聊到世界可能会走向更加“福利化”(姑且不论难以界定的“左”或“右”)的方向,也就是说,公平与效率的钟摆,可能会摆向看似更“公平”的一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给“公平”也加了引号:因为这是一个与“左”、“右”一样容易含混不清、难以界定的价值取向。

给路边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发放福利,让他们更少风餐露宿,代价是有产阶级增加了或多或少的税赋,一定程度地降低了生活水准,乃至降低了工作奋斗的积极性,这真的是更“公平”的吗?不同立场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更进一步,更激进的人会问,只有工作才是道德的吗?人类有没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权利呢?这样的价值观争论永远没有尽头。

然而,讨论理论无法改变现实的狂飙突进。本次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球央行货币政策似乎是本能反应,如排山倒海一般(亦所谓“印钱”),各国政府史无前例的民生保障措施(亦所谓“发钱”),恐怕也要未来十年的时间才能细细检视。疫情将如何结束,无人知晓,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三月初参加一场讨论会时,我妄自揣测了三点。现在看,可能暂时还不需要修正。

一、政治方面:如同欧洲黑死病中死去的多是穷人一样,这次受冲击最大的一定是贫困国家和“失败”国家;世界强国可能会比较难受,但一定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各个国家都需要调用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的救助和恢复,对国际合作中需要自己投入的部分也许会心不在焉。尤其是有大量输出劳工的国家,由于跨国商务和劳务运输受到影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急需劳动力的国家可能会优先使用本国的劳工,而非跨国运输的海外劳工。由于各项经济资源(包括抗疫资源)的调集很难跨国,相应工业实力也将显得更加重要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可能大行其道,因此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概念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和结束后会更加强化,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将更加突出。一言以蔽之,“民族主义”会更加有市场。

二、经济全球化方面:国际供应链会更加冗余,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最注重效率。冗余是低效率的,但是相对更安全。大型跨国资本会非常谨慎地不再将关键部件放在单一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从而防范类似疫情的再次冲击。“比较优势”理论、跨国分工协作将遭遇交易摩擦成本(以及信任感)的巨大挑战。

当然,这并不是说全球化会走向末路,甚至“逆全球化”,只是比较“优势”时更需要权衡政治和制度因素罢了。考量的维度更多时,行为一定会做出相应变化。这样的变化过程对某个具体国家会有怎样的影响,还取决于作为“替代品”的其他国家有多大的能力来承接,以及需要做出决策的跨国资本有能力、有意愿承担多大的成本。

三、文化方面:短期的疫情状态会短暂地改变人们的习惯,但持久的疫情状态会则会长久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种说法叫“一个新习惯是21天就可以养成的”,这个数字当然可以换成更长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效药、特效疗法或疫苗,病毒也没有自行变异为危害更轻的种类,那么疫情持续的状态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持久。凡是需要人群较长时间聚集在紧密空间的活动(例如听演唱会、参加体育比赛、去电影院看电影、坐飞机,乃至于室内聚餐),都将受到长久的影响。一旦出现了新的替代方式,旧有的生活方式就会像马车一样迅速从人们生活中销声匿迹。

这篇先聊聊第一点吧。我不太乐观。


偶然的三十年幸福

前几天一个好友和我聊到,我们只是偶然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年代。世界过上“有饭吃”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两百年,全球化欣欣向荣和平共处也就小几十年。如果算上核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的终结,那这“幸福时光”可能才三十年左右而已。“绝大部分时空里,人类都是动物的。”

今年二月份的一节课上,跟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聊到人类命运,1942年出生在剧变中的欧洲的老爷子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现1945年的胜利是多么偶然。如果作为对手的全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他们’不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的话……而当下的世界,依旧如此。如果人类命运最终不走向悲剧,恐怕同样也只能是出于偶然。好在,我年纪大了,大概也不需要为这些悲剧烦恼了。”

▲ 历史学家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新作是《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孙超

在我看来,有几个关键要素确保了人类的幸福:老天给脸(天时)、大国妥协(地利)、民众矛盾缓和(人和)。另外还有技术进步,“做大了人类总蛋糕”。根据现有资料,1830年后,地球似乎没有再进入“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迹象,在此暂且忽略。大国关系和民众矛盾在最近这次疫情“大流行”结束前后产生重大变化,是否威胁到普通人的幸福,确实难以预估。

讨论国际关系是太大的话题了,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能力范畴。量力而行,顶多也就只能聊点自己的私人感受。事实上,汗牛充栋的严肃历史与政治著作可能束之高阁、无人阅读,精彩的虚构小说却可能带来更深的启发。

前年读了一本小说《巨人的陨落》,讲述了几个家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故事(其续作《世界的凛冬》和《永恒的边缘》同样值得一看,因为历史总是在押类似的韵脚)。一旦代入具体(尽管虚拟)的人物,读者对抽象的历史事件就能有感性的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各方君主普遍沾亲带故,欧洲各国犬牙交错、唇齿相连,最后却仍然走向了最坏的结局。战前所有的理由和借口,站在1918年回望过去,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如果一定让我总结,那么是大国之间的误判与敌意螺旋上升,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德国误判了俄国的工业实力,俄国误判了德国的战争决心,英国、法国也各有各的误判。

有时候,即便每一个决定看起来都是已有信息条件下反复思量过的理性决策,最终累积起来却通向了地狱之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只不过身在局中,总有人徒劳地试图避免悲剧。“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 肯·福莱特所著的《世纪三部曲》之一《巨人的陨落》。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历朝历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总觉得这个解释是最贴切的:“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不幸的是,在“好皇帝”与“坏皇帝”随机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小鱼(普通民众)难逃被翻来覆去直到破碎的命运。而“皇帝”制度看起来“落幕”以后,民选制度下的各项政策似乎转而开始代表民众的呼声。

丹尼尔·西罗则发现,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几乎每一次温和的解决方案总是会被更加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例子不胜枚举,各国多半如此。大国决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睿智和谨慎,误判(尤其是基于民众激情的误判)依旧“像公共汽车,每10分钟就来一趟”。这正是后人形容一战前夕各种突发事件的描述,很精辟。也有人说过,“一个文明的民族,可能在短时期之内,会变成疯狂的状态”。这句形容一战的话,也从未过时。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绞肉机”。 © Tom Aitken /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结论听起来很悲观:既然过去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偶然的幸福”,那么做好“凛冬”的准备似乎就成了普通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本次疫情“大流行”可能不是、也可能正是宣告“凛冬已至”的那只白色渡鸦。

不幸中的万幸是,人类是如此有韧性而又健忘的物种,似乎天然就是为了应对不幸而存在的:面对“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人们适应起来也许比想象得还要快;而巨浪来临的时候,大家忘却幸福的速度,也将会快得惊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最近的例子离我们也不过数十年而已,甚至有的国家正在发生。所以,既然人类的幸福是偶然的,面对不幸,坦然就好、习惯了就好。


“入关学”

大国博弈固然在世界舞台上有着戏剧性的力量,但民众内部波涛汹涌的观念变迁其实是舞台下无形的推手。无论什么样的体制,民众的想法都会以各种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方式影响到舞台上的演员——从最温和的,到最暴力的。

最近频繁听到一个新名词:“入关学”,不太容易概括,因此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大致来讲,就是自比建州女真“蛮夷”(也就是后金/大清),与其总是委屈于“文明中心”大明(指代当前世界格局中的领先大国)不“理解”我们,不如干脆不解释,直接以实力说话。“入关”以后,话语体系自然就正当化、文明化了:因为届时“蛮夷”和“文明”定义的话语权,必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总之,“入关”以后,很多当下的辛酸委屈将迎刃而解。

在此引用几句广受关注的原文如下:“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如明末清初,一边是暮气沉沉的旧世界,一边是曙光升腾的新天地。别看现在CNN和BBC‘黑我们黑得欢’,等到我们十艘航母的时候,人家会争先恐后地用科研理论证明黄种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种。”“你强大,就会有人研究你的文化。你弱小,别人就是不在乎你。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证明自己的强大,而不是去恳求‘核心世界’的接收。”“入关前不要抱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

▲ “入关学”的经典隐喻:“核心国家”(大明)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蛮夷”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提法,“搁置”了制度讨论,直接以实力(“拳头”)论高下。事实上,“入关论”基本上是在中青年一代颇有号召力的“工业党”的自然延伸。后者的一个大致定义是:总体上信奉工业化至上的理念,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重新组织中国发展的历史叙事,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并相应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亚文化。事实上,从“小粉红”到“工业党”到“入关学”,正是一脉相承。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流传如此之广的理念(并不一定需要是严谨、严密的论证)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进入行为决策的范畴。这一理论被接受程度之广泛,也侧面证明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内心的困惑:为什么我们这么强大、这么优秀,对外宣传也可谓不遗余力,却还得不到世界某些国家的认同?由此衍生出诸多不解、委屈乃至愤怒。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认知失调理论》(1957年)中提出,人类努力争取内部心理一致性,以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心理作用。经历内部矛盾的人往往会在心理上变得不适,并有动机减少认知失调。他们倾向于做出改变以证明压力行为是正当的。费斯廷格认为,有些人将不可避免地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一切,从而解决认知上的失调。

套用这个框架,当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与来自外界的评价不一致时,看起来只有这么几条路:要么是主动出击,试图改变外界的评价(我们常看到的“小粉红出征”);要么是批评自己未选择的选项(我们常看到的“你也挺糟糕”)。而“入关学”选择了另一条路:减轻认知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用管别人怎么讲;等“我们”“直捣黄龙”之时,自然就没有争议了。

这套理论在解释内外认知矛盾时是自洽的,因此无论有多少批评,都会非常有生命力。事实上,也暗合了当下的主流现实选择。但对我而言,还是留下了两点思考。第一,何以待人?第二,何以待己?

在“何以待人”这个问题上,“入关学”是模糊的。据我不完全的研究,有一类看法是“一视同仁”,以新的、“我们的”、更合理的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似乎仍有争议)替代旧的、“西方的”、不合理的价值观,同等看待外界所有即将被纳入新体系的新“蛮夷”,实现“世界大同”;有一类则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文是“总有一天,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寒冬腊月里摸鱼是什么滋味!要让他们,偿还这一切!用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手!”),过去“我们”如何受到“歧视”和“侮辱”的,都一并加倍奉还。

如果是后者,那很明显又陷入了“无限抬高和美化个体偶然出生地点”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一部分人偶然出生的地方就天然高贵,另一部分人偶然没有出生在这个地方就天然处于弱势呢?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曾经/正在处于弱势心生不甘,为什么又会觉得未来让其他人处于弱势就是理所应当呢?如果是前者,作为新的世界领导者,那自然又必须回答如何对待新的弱势群体的问题。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如何得到尊重和保护?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原则又与“入关”的讨伐对象有多大差别呢?如果“入关学”的主张者们能在这一问题上多加思索,那么“入关学”将更有意义。

在“何以待己”这个问题上,“入关学”是空白的。“入关学”认为,地球的资源整体上是极其有限的,你多一分则我少一分,考虑到人均占有量更是如此。要想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只有勇敢地“入关”。“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但“碉楼”“抢”下来以后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永远是重中之重。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所占据的总份额固然重要,但大国内部的分配体系对个体而言则更重要。历史往往反复证明,以外部矛盾转移或缓解内部矛盾的道路终究会有尽头,而且往往会加剧而非缓和内部矛盾。原因非常简单:出力最多的群体,往往是获利最少的群体。立论逻辑基于由群体幸福而到个体幸福的“入关学”,迟早会需要严肃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为怎样的群体而努力?超大规模的群体利益如何映射到中小规模的群体,最终如何辐射到自己?这中间的机制是怎样的,又应该是怎样的?

▲ 电影《让子弹飞》截图。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我对于所有的新鲜话语体系往往有着非常好奇的兴趣,因为他们既然存在,一定反映着一大批人的所想、所思。在“工业党”很推崇的一部小说《三体》(我也是刘慈欣的长期忠实读者)里,一个重要人物章北海和父亲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我用来作为今天这篇文章的结尾。因为我一贯认为,不管立场如何,多思考,想得深点、再深点,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要多想。”父亲说。 

“想了以后呢?”章北海问,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床单,手心和额头都潮湿了。 

“北海,我只能告诉你那以前要多想。”父亲回答。


▲ 动画《我的三体之章北海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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