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百年回看五四,今天如何继承五四精神?

欧阳哲生
2019-05-29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也造就了一代青年,使他们自觉于新青年的职责。五四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有新思想的、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学生发动的,所以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


“五四”以后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要处理的主要关系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过去的社会网络关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关于“五四”,在1919年5月19日的《民国日报》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的电文里就使用了这个词汇,在次日《晨报》上刊登的一份宣言则写道:“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


“五四”运动后来还有一个扩大版,既包括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以来所提倡的思想革命,还涵盖1919年学生运动和各地市民工人罢工以及抵制日货运动。既有文化思想层面,也有社会政治层面。


在思想层面,五四运动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主义”的兴起。这里的“主义”是近代时期从西方输出的一种思想现象,“主义”的兴盛是五四时期很重要的思想现象。解释“五四”时,是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例如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发起人曾琦认为五四具有可贵的价值和特有的意义,将五四运动归结为国家意识和国家主义运动的结果。胡适则认为民国六七年时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实质上是思想解放和个人解放。


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五四运动?历史之树常青,历史的意义常常在过去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碰撞中迸发。如果要站在当下的时代去反思中国百年来走过的历程,我认为五四运动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一个显著标志。


▲ 5月25日,欧阳哲生在《百年回看五四》正略读书会(第158期)上以史料为基础依据,诠释五四运动史的价值与要义。 © 正略书院


▌五四运动如何塑造了青年观?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他的意图是塑造青年的形象,其创刊宣言《敬告青年》就道明了这个宗旨,和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两者都把中国的希望放在少年和青年身上。


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特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则形成了一股探讨青年问题和青年人生观的热潮。


在这里我列举几篇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高一涵的长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文章是在1915年9月至12月阶段连载的,正是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的阶段。高一涵在文中强调青年对于共和制的认同,实则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第二篇值得介绍的是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也谈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是跟青年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篇就是李大钊的《青春》,李大钊以豪迈的气概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就是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这些激昂的文字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了新青年的形象,人们关注的,是青年的自觉意识,是刷新青年的精神面貌,是青年对共和制的身份认同。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也造就了一代青年,使他们自觉于新青年的职责。


五四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有新思想的、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学生发动的,所以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这是二者的关系。


▲ 1920年,学者(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重新认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


对文明与野蛮的理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在过去很少被提及。


现代性的确认是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才完成的,也与儒家传统的分化、颠覆分不开。崇尚安逸的、田园诗般的道德观、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清算。陈独秀将近代欧洲史称为“解放历史”,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还认为,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在互相转化,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兽性就是意志顽狠、体魄强健、信赖本能、顺性率真,“兽性主义”也是他的“教育方针”之一(其他包括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


毛泽东也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体育之研究》,对文明与野蛮的观念也有辨认。他说:“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非常强调体育。强调体育是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西方影响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则是把德育放在前面。


第三个例子就是傅斯年。1926年,他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说他刚到欧洲时是欣慕那里的文明:“现在却觉得学欧洲人的文化甚易学而不足贵,学欧洲人的野蛮甚难学而又大可贵。一旦学得其野蛮,其文明自来,不得,文明不来。近年很读了些野人文学,希望回国以鼓吹神圣的野蛮主义为献拙于朋友。”作为“新青年群体”,这些人在言语和表述上有相互接近的地方。


鲁迅也发表过一篇文章,时间稍微晚一点,在1927年。他写了《略论中国人的脸》,文章中比较了中西两过民族脸相的特点,他说“人+原始性情=西洋人”,“人+家畜生=某一种人”,这某一种人实际上就指的是中国人。他对野畜驯顺为家畜所表现的人性并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的脸还不如带些原始性情。


呼唤力量、呼唤野性的复归,这样的思想在“五四”时期成为新青年的另一个精神特点。这种精神特点是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是片面的,但是这种批判在当时是有必要的。 



▌一个公共空间大为拓展的时代


据统计,仅1919年这一年,全国新涌现的报刊就达400多种。当时的报刊非常多,也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多原始材料。当时也创建了很多新社团,在各个著名的学校都有,比如说北大有新潮社、国民社,是发动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学生团体,北大还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是从北大开始向中国传播开来的。


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了新民学会,恽代英在武汉发起成立的互助社、利群书社,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规模最大的社团,那时众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建设一个“少年中国”。


五四时期,公共空间的拓展就表现在众多新期刊的创刊和新社团的创办。民国初年,袁世凯严酷镇压革命党人,封杀舆论报刊,但在五四之后,这个公共空间又得以扩展,这是五四的一个重要贡献。


▲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在五四运动前后表现十分活跃。图为该会部分成员1920年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右起第三人为李大钊。


▌解放的时代


五四时期讨论的社会问题非常多,妇女解放问题、道德伦理问题、贞操问题等等,议题之广泛前所未有。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进步、觉悟、启蒙、解放、革命,这些新鲜、劲悍的词汇充满了报章杂志。人们对进步有强烈的欲求,相信新的一定要胜过旧的,革命的胜过改良的。以“新”字打头的这些报刊,《新青年》、《新国民》、《新潮》、《新社会》等等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去旧迎新,憧憬渴望一个新社会。对新文化的渴求成为了时代的主潮。


傅斯年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几个月里黑沉沉的政治之下,却有些活泼的社会运动,全靠这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所以从五四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


五四运动之前难道没有社会吗?当然不是,当时以“五四”为界,前后两个社会是有区别的,春秋社会是家庭伦理、宗族伦理所支配的社会,“五四”以后的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这种社会要处理的主要关系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过去的社会网络关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傅斯年这段话还有一层意思。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最后的解放,是政治的觉悟、文明的觉悟。傅斯年这里加上了文化的觉悟和社会的觉悟,“社会的觉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们开始呼唤一种社会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的解放、伦理的解放。这种呼唤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寻求一种灵丹妙药去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运动,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对社会解放的渴求。



▌“主义”奔放的时代


傅斯年谈到“主义”问题的时候,高唱“主义”的赞歌。在1919年2月,他发表了《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主义”,说人总是要有“主义”,没有“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不能议论。他向人们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呼唤“主义”。


陈独秀也把“主义”比作方向,说行船时既要看方向,也要努力。主义制度就像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方向和努力缺一不可。过去传统中国人的信仰靠什么?靠儒教伦理,但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大学教育也废除了经科这一门,现在靠什么信仰?那就靠“主义”。


“五四”时候,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各种主义,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主义是儒家伦理的替代物。当然还有人信佛教、儒教,但这不是世俗化知识分子群体里的主流,主流还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思潮,所以各种新的主义应运而生。


渐渐的,“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主潮,政党组织与主义结合,组织的社会化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升级的特征。各个政党都和主义结合。


比如国民党讲三民主义,过去认为三民主义思想形成于1905年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但我仔细看过,在同盟会的纲领里,没有“三民主义”这个词,只讲了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中华革命党里也没有这个词。所以我有一个猜想,“三民主义”这个词是在五四以后才有的,国民党认识到“主义”对政党的重要性,所以在“三民”之后加上了“主义”,把三民主义作为党的指导纲领。


其他的政党也开始追求义“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寻找主义的定向,成为时代的主潮。



▌新的社会政治动员模式


五四运动还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动员模式。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对现实的国家危机的迅捷反应,与传统的太学生干政传统有着某种历史继承性,但它更具有新的现代性意义。


五四运动跟传统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蒋梦麟和胡适曾经在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发表过《我们对学生的希望》,里面说,说在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因为没有纠正国家的正式机关(比如议会机关),所以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站出来的通常是学生。汉代、宋代太学生,晚清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这些都是跟学生有关系的。五四运动也是同样,他们强调了五四运动和历史的继承关系。


但是五四运动更有现代性,五四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领导组织,就是学生会,而且还成立了全国的学生联合会。国民党之所以把政党主义化,重新提振,就是注意到了舆论的作用。国民党办《星期评论》、《建设》,都跟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五四运动所采取的各种斗争方式也是现代的。辛亥革命是跟宗教组织、会长组织结合在一起,但是“五四”里的学生组织、工会、商会等等这都是现代的,有很重大的变化。


▲ 辛亥革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工商业取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工商业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社会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五四运动中声援爱国学生的重要力量。


▌五四运动对学生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最深。“五四”以后,中国发生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都是与“五四”相标榜,而不是说继承辛亥革命或者戊戌变法。


关于五四运动,最早如罗家伦、陈独秀,都对五四精神有一些总结。罗家伦称五四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是社会制度制裁的精神,是民族自决的精神。沈仲九解析五四运动的特色,是学生的自觉、民众的运动和社会的制裁。陈独秀说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三人的总结都有接近的地方。


蔡元培稍微提升了一下,他说从前的学生大多数是没有什么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的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在五四以后发生他总结五四以后的变化:自己尊重自己、化孤独为共同、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有计划的运动。


这几位的总结都是跟五四运动有直接关系,都比较朴素,但是表达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真情实意的感觉。没有上升到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些话语对后来的学生、青年应该是有一种激励。五四以后,学生运动所表现出的担当的精神、先锋的作用、合众的能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以继承五四精神相标榜。


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五四”的思想意义在不断的叙述、论述、阐释、争议中翻腾变化、新意迭出。其中有民主科学的精神,也有爱国精神,但这种爱国精神又不是传统的,它是现代意义的爱国精神,与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是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发扬“五四”精神,也是与“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是发扬“五四”的文化自觉、思想解放的精神,提倡民族自省、敢于创新、敢于批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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